關于江南的意象，古代詩詞中俯拾皆是。這些意象的產生，半是源于江南人對故鄉的回望，半是來自異鄉人的反觀。在這中間，運河作為出入江南的重要通道，成了古典詩詞的審美對象，因而有著“唐詩之河”“宋詞之河”等美譽。這些運河詩詞中所蘊含的“下江南”意象，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母題。

在古田會議紀念館里存放著這樣兩封落款為鄧子恢的回信，分別寫于1962年和196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子恢，在收到福建省漳平縣永福鎮后盂村寶山農民黃國堆的來信后，百忙之中給予回信，字數不多，卻情真意切。

在黨史上，有這樣一位傳奇人物：他在陳獨秀的介紹下入黨，是上海地區第一個工人黨員；他是浙江第一個黨組織創始人，浙江工人第一張報紙創辦者；他還是中共三大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近半個世紀無從查證的中共三大會址，也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終被確認。他就是徐梅坤。

站完最后一班崗，警衛戰士張思德面對毛主席窯洞的燈光，舉起右手，行了一個莊嚴的軍禮。然后，他戀戀不舍地與毛主席、與他熱愛的哨位告別，前往安塞去開荒了。

四川東北部的南部縣，歷史上曾是著名的食鹽產地。在該縣境內，與鹽有關的地名多達160多個。

清代名臣朱軾，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端方正直、一塵不染而深受朝廷信任。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家境優渥，衣食無憂，但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卻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王樸烈士便是其中之一。

在疾風暴雨的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面臨生死考驗，在拋灑熱血、視死如歸的關頭，不少烈士吟出了驚天動地的就義詩篇，蘊含著偉大的信仰力量。

齊國被封為一方諸侯，最早可以追溯到姜太公。姜太公輔佐周武王伐紂滅商建立周朝之后，因為功勛卓著，被分封于齊地，建國立邦，這就是齊國。齊國到齊襄公之時已經雄踞東方數百年。齊桓公即位后已然面臨著發展的難題。

1931年9月初，距離“九·一八”事變三周的一個上午，9時，貝滿初、高中全體同學六百余人，在學生會的召集下，齊聚初中部教學樓東部的校園里，召開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東北三省，并開展救亡宣傳的動員大會。

革命音樂是戰爭年代傳播中國共產黨革命思想、方針和政策的有效載體，不僅能夠激發廣大軍民不怕艱險、排除萬難的革命斗志，而且在發動群眾、瓦解敵軍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謙讓，囊括了很多內容，比如禮讓、忍讓、退讓、避讓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讓，等等，這些都屬于做人必須具有的品德。今人如此，古人亦然，春秋時代的先人，尤其如此。

鎮原縣位于甘肅省東部，1935年紅軍長征途經鎮原，播下了革命火種，黨的組織隨之在此成立；抗戰期間，鎮原成為陜甘寧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戰爭中，鎮原人民聽從黨的號召，顧全大局，克服重重困難，自覺投身于擁軍支前運動，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堅決支援解放戰爭，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著貢獻。

鄭樵（1103—1162），字漁仲，自號溪西遺民，宋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世稱“夾漈先生”，宋代著名史學家、文獻學家。

“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志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這是地下黨員周文雍被捕后在監獄墻壁上寫下的絕命詩。

1937年初冬，抗日戰爭的主戰場華北地區一片蕭瑟，駐扎在山西洪洞戰地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提筆寫了一封“借款信”。

成仿吾是我國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文學家和翻譯家，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他一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播和教育工作，曾在中共中央黨校、陜北公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擔任領導，為黨的干部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隆里古城位于貴州省錦屏縣西南邊緣，是一座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古軍事屯堡，素有“中原余音，南疆錦繡”之美稱。隆里古城是中原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

在福建省大田縣中央蘇區革命歷史陳列館展柜里，有兩只泛黃發舊的小書箱引人注意。書箱用竹子編織而成，裝有銅扣，可系上繩子以便肩挑攜帶。這兩只書箱見證了92年前紅軍的軍民魚水情。

西漢有位以“善治”著稱的官員，早年為小吏，后來官至丞相。班固評價他“所在而治，為世吏師。”他就是薛宣，字贛君，東海郯縣（今山東郯城）人，有關他“達于從政”的故事，《漢書》《資治通鑒》多有記載。

蘇東坡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相當于副市長。

中國的印刷史，如同一條綿延不絕的大河，悠遠深厚，多姿多彩。在這條歷史長河中，除了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等傳統印刷文化之外，紅色印刷文化也是珍貴的印刷出版文化遺產。

《大學》《中庸》原為《禮記》中的兩個單篇，西漢武帝時收錄于《小戴禮記》，后來簡稱《禮記》。宋代理學興盛有了“四書”，并且出現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到了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確立科舉考試第一場從四書內出題并結合朱熹的《章句》《集注》進行論述，后這一制度又被明代、清代繼承，繼而演變為八股取士，于是四書成為參加科舉的必讀書目。

在位于六朝古都南京的中國科舉博物館內，珍藏著一份特殊的考場規約。這份長達近兩千字的考場規約一共十二條，對懲治舞弊等作出明文規定，使當時科舉考試中存在的一些亂象得到了有效整治。

古人對“小”歷來不敢小視。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韓非子曰：“有形之類，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荀子曰：“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白居易的詩，我熟悉的并不多。一日我突然發現，他好像很喜歡寫“閑臥”題材的詩，并且大量出現在被貶至江州的那段時間。

1930年夏，聞一多受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之邀，前往國文系任教。不久，臧克家報考青島大學。

著名軍旅作家魏巍的《四行日記》被納入中國文聯《晚霞文庫》，由中國文聯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四行日記》包括《二次赴朝日記》《赴越日記》《長征路尋訪日記》《石油戰線巡禮》。

關于“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時代，目前學界各有分說，意見比較集中的有“魏晉南北朝說”和“南宋說”兩種。前者以中山大學的吳承學先生為代表，后者以復旦大學的王水照先生、四川大學的祝尚書先生為代表。

為擴大新聞攝影在抗戰中的宣傳力度，1941年5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布成立《晉察冀畫報》籌備組，由政治部新聞攝影科科長沙飛全面負責。

“從今往后，我跟你們——包括你媽和我，都要遵守這么幾條：不許背著我向領導提要求，哪怕是再合理的要求也不行；不許背著我答應任何人的要求，更不準接受禮品；自己的路必須自己走。”

河南南陽，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南陽歷史上名賢輩出，在南陽人的心目中，以下五位名賢合稱“南陽五圣”：謀圣姜子牙、商圣范蠡、科圣張衡、醫圣張仲景、智圣諸葛亮。

茶馬古道的起源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目前西藏地區出土的最早的茶葉遺存，是故如甲木寺遺址的茶葉食物殘體，用碳14法測定年代為距今1800年左右，大約是在東漢末期。

春秋諸多先賢中，衛國有一位以“寡過知非”聞名于世的先賢。孔子周游列國走投無路時，曾數次投奔于他，贊其“君子哉”；在儒家經典《禮記》中，孔門弟子把他的話奉為圣人之言，直接加以引用；在曲阜孔廟中，他奉祀于東廡第一位，其家鄉被稱為“君子鄉”“君子里”。

5月1日，故宮博物院歷經兩年籌備的最新“陶瓷館”在武英殿向公眾開放。此次展覽以固定陳列的方式，從故宮三十六萬件珍藏瓷器中遴選出千余件瓷器，按照時代順序，通過十七個單元，分通史陳列和主題陳列，呈現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民國時期的中國陶瓷歷史。

現存蘇州碑刻博物館的“觀德碑”，刻于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碑刻分上下兩部分，上為“觀德”二字，正書大楷，為宋代蘇州知府趙與籌題寫。下為一篇《觀德亭記》，作者王景齊，蘇州人。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底，漕運總兵一職空缺。漕運堪稱“天下利藪”，總免不了各級官吏兵丁的貪墨、揩油，漕糧運到京師總有各種損失。漕運總兵專督漕糧運輸，誰能擔當此大任呢，這讓朝廷很傷腦筋。

蘇軾《答謝民師書》一文，所述“辭達”等作文之道，因系其生前最后一次也是最為集中一次闡述而備受關注。同樣應予關注的，是其篇末婉拒謝民師代求題字一事，而這事卻少有關注者。

在陜西省安康市的最東邊，有一個以“紅軍”命名的小鎮，即旬陽縣紅軍鎮。走進紅軍鎮，你會發現“紅”是這里的主色調，這里的民俗喜“紅”、民風尊“紅”，紅軍雕像是這里的紅色地標。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時年尚不足38歲。在李大釗犧牲94年之際，北京市檔案館推出“播火——李大釗革命活動檔案史料展”，通過大量圖片與檔案實物，介紹了李大釗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其中二十余件檔案首次向公眾展出。讓我們通過檔案，了解這位播火者。

抄寫，是笨功夫、死功夫，在許多飽學之士看來，卻是巧功夫、真功夫。

這些科技典籍你知道嗎？

“勤”字為人生要義。

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陳列著一張照片：鄧穎超懷抱著一個小男孩，兩人笑得分外開心。這個小男孩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榮高棠、管平夫婦的大兒子——榮偉民。這張照片背后，還隱藏著一個有趣的故事。

1936年7月，毛澤東主席在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中，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

長征是軍事戰爭史上一次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偉大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征程中的巍峨豐碑。親歷長征的紅軍將士，用詩詞記下了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記下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和長征故事。

明代名臣于謙，從23歲中進士入仕到59歲逝世，為官36年，不論是監察吏治、判冤決獄，還是勸課農桑、治河救災，抑或保衛社稷、匡君舉賢，都為人稱道，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六百余年來，于謙的大名在煌煌青史中彪炳，在文人詩篇里吟詠，也一直被普通百姓特別是故鄉杭州人民傳頌。回顧其一生，于謙之所以能造福天下蒼生、實現自我價值，“輕裝上陣”是關鍵因素。

楊沫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青春之歌》是新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寫學生運動的優秀長篇小說。照片中的手稿，就是《青春之歌》的原稿，現在靜靜地躺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庫中。手稿中作者修改的痕跡清晰可見，歲月淘洗的痕跡令它更顯珍貴。

韶山是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故鄉，一塊生長傳奇的紅色土地。

走進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區金橋巷彭鵬故居內，一塊“帝眷忠清”的匾額赫然掛在二進廳堂中央，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仍向世人述說著一代廉吏的殊榮。

河畔之側，坑塘之緣，綠蔭之下，甚或堅冰之上，絲絳一線，銀鉤一彎，釣者波瀾不驚，氣定神閑，遂成獨特一景。或在美味，或在休閑，或醉翁之意不在酒，遠慮深謀股掌間，釣竿之下，風光無限，天地之闊，難以盡說。

在詠花詩歌中，棉花絕不是搶眼的花樹。唐詩中的牡丹國色天香，宋代的梅花獨領風騷，幾乎找不到棉花的蹤影。然而棉花卻是人間最清純、最溫暖的花。棉花原產于東南亞，主要在印度和阿拉伯，大約南北朝時期才傳入我國，所以棉花在正史中得到記載，要等到唐人官修的《宋書》《南齊書》《南史》《梁書》等。

宋元豐八年（1085年），謫居黃州5年多的蘇軾踏上了北去邊關重鎮登州府的漫長旅途。十月十五日，蘇軾抵達位于蓬萊的登州府衙，然而僅僅在擔任登州知府5天之后，他又接到朝廷詔命，令其再次啟程趕赴京城擔任禮部郎中。

1903年5月17日，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會，遭到反動腐敗的清政府的“嚴密查拿”。他逃到上海，找到原《蘇報》主編章士釗相議籌辦《國民日日報》，繼續宣傳民族民主革命。8月7日，《國民日日報》創刊。

《道德經》有云：“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善下”是一種美德，為官者對于自己的下屬、社會弱勢群體，以及隨時遇到的陌生人，若能謙恭有禮，以情相待，多換位思考為他們排憂解難，常能給人帶來溫暖與感動。

位于杭州西湖東南側的吳山，自古以來就有紀念清官的傳統。有著“冷面寒鐵”之稱的監察御史周新，在吳山頂上被當作“城隍神”供奉至今；“要留清白在人間”的英雄于謙，其在吳山上的讀書處三茅觀，為歷代文人心馳神往。與之相比，吳山東麓的阮公祠又別具一番風味。

海之南，萬寧的夜，月亮似剛洗過。獨自散步的我，聽著收音機里播出的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即將舉辦各種慶祝活動的消息……年過七旬，黨齡近50年的我，一時百感交集，很想唱支歌。

眼下，桃花正開。這些桃花們去年開過，前年開過，前年之前也都曾開過。

世人皆知陽明先生格竹七日七夜而不得圣人之理，轉而得出“致良知”的心學主旨。然而，卻鮮有人知曉陽明龍場悟道悟得“毛竹四法”。毛竹四法為“德、操、時、容”四點氣象，乃陽明先生站在心學立場上提出的君子之道，于今人正心誠意、立己修身仍大有裨益。

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以“痛矯時弊，育才救國”為辦校宗旨，以全面展開“德、智、體、美、勞”教育為方針，于1904年創辦了南開中學，繼而又在此基礎上于1919年創辦了南開大學。最終，使之成為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齊名的大學，并形成“炸不掉的南開精神”，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奇觀。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著崇德、尚德的傳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被奉為傳統美德的精髓，不僅指導著人們立身行道、進德修業，而且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是唐朝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賀知章的家鄉在浙江蕭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句故鄉小兒的笑語相問，言淺而意深，道盡世事滄桑，為后人留下了傳誦千年的離人鄉愁。

戰國時期，趙國名將廉頗和趙國上卿藺相如演繹了一段著名的“將相和”故事，流芳千古。在東漢初期，曾上演過一幕“將相和”的續集，雖然不廣為人知，但也值得后人敬仰。

“我絕不放下為貧苦人民奮斗的責任”“未來的世界終歸是我們的！”在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館藏的一級革命文物中，有一組賀瑞麟烈士于1928年臨刑前寫就的日記。日記中的文字真實記錄了當年獄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烈士的英勇不屈。

在江西省寧都縣已故老紅軍謝勤的家中，有三件傳家寶：一把油紙傘，這把傘呈紅色，紅漆有些脫落，傘柄底部刻著“黃公略”3個草書字；一個針筒，包漿厚，黑中透亮，筒身刻著“不拿人家一針一線”8個字；一個苧布眼鏡袋，袋體變黑，布滿滄桑。

今天，我想用一場講座來證明，中國的月亮是“最圓最亮”的，而中國“最圓最亮”的月亮是在揚州。

提起唐代文學家韓愈，人們并不陌生。“天街小雨潤如酥”的自然逸趣，“業精于勤荒于嬉”的諄諄勸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精神，“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人生慨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揶揄諷刺，都出自他的杰作。

書為心畫。一點一畫，無不流露著作者的心性與修為；只字片紙，無不折射著書家人格的光輝。

三月的沂蒙大地，萬物復蘇，春潮涌動。地處沂蒙山區腹地的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更是坐落在群山峻嶺之間，掩映在綠樹花海之中。

古往今來，與孟子有關的名字可謂不少。在中國文化史上都叫得響的名字就有好幾個，比如唐代田園詩人孟浩然，北宋《千里江山圖》的作者少年天才王希孟，元代散曲大家、名臣張養浩……名氣等而下之的，那就更多了。

何謂血性？《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剛強正直的氣質”，《辭源》解釋為“剛強正直的性格”。中華民族歷經磨難，百折不撓，但流淌在民族血脈中的民族血性使其生生不息。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陳列廳，擺放著一件無比珍貴的文物，它就是被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線電通信事業開山鼻祖的“一部半電臺”。

在河南省沈丘縣李老莊鄉劉堂行政村盧莊村頭，青松翠柏掩映下，有一處墓碑，碑文上逝者的生平簡介依稀可見……這里便是老紅軍戰士盧子美的出生、長眠之地。

古人重視詩歌標題，有不少研究。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將“題”字解釋為“額也”，將“目”字解釋為“人眼”。唐代詩人賈島《二南密旨》說：“題者，詩家之主也；目者，名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則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窺萬象。”中國新詩已誕生百余年，新詩標題有哪些具體形式？規律怎樣？與古詩詩題有哪些聯系和區別？

2005年5月25日，珠峰登頂測量成功之后第三天的傍晚，我和中央媒體幾位記者以及《中國測繪報》的同事，從珠峰大本營凱旋下山，在西藏定日縣城一家小餐館小酌。興奮之余，身心放松，把酒言歡，海闊天空。有人說，下一步我們要測量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高程；有人說，要測量中國10大河流的長度；有人說，要測量長城到底有多長。從那時起，在我心中就埋下10多年后撰寫《長城簡史》這本書的種子。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鐵壁銅墻！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

歲月悠悠，72年后的今天，冬日暖陽下，行走在柏坡湖畔，西柏坡紀念館、中共中央舊址區、西柏坡國家安全教育館、西柏坡廉政教育館和中央部委舊址區等10余處紅色革命紀念場所，如同一座座永不褪色的紅色豐碑，矗立在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上。

信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對人對事對政皆影響重大。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按照中國古代歷法，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個月圓之夜。明代才子唐寅也就是唐伯虎，曾有詩道：“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元宵節不能沒有燈，在沒有電的時代，尋常日子，人們入夜之后便休息了，唯有在元宵節，彩燈將夜晚照亮，人們相聚在一起，盡享這難得的時光。

今天，我們又站在一個新五年的起點上：“十四五”，是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

從清末到民國，西南人民盼這條鐵路，盼了近半個世紀，也沒見著一寸鐵軌。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人只用兩年就完成了鐵路通車。這就是被稱為新中國建設史上第一個奇跡的成渝鐵路。

“春景漸芳，暄和未盡，不委如何……”這封家書，來自唐朝的一位戍邊將士。它最終是否送達到家人手上，不得而知。1200多年后，這封家書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亞克庫都克烽燧考古隊發現。

“南濕北冷兩交鋒，乍暖還寒斗雨風。一夜返青千里麥，萬山潤遍動無聲。”雨水，是二十四節氣之中的第二個節氣。此時，冰雪消融，化而為雨，萬物在“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中萌動復蘇，大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生機勃發的景象。相較于立春，雨水節氣帶來的春天氣息似乎更為濃厚。

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六年（1521—1527），王陽明居住在越城生活講學，在這六年中，沒有任官的行政事務，沒有平定叛亂的戎馬征戰，是陽明一生中最為難得的一段從容學問的時期，他的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鄭振鐸是杰出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和著作家。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這是迄今為止關于朋友一詞最原始的注釋。大千世界紛繁復雜，在蕓蕓眾生中選擇至交之人引為人生知己，并不是一件易事。不妨看看北宋賢臣范仲淹的交友觀。

從建黨到開國，中國共產黨走了28年，時空坐標的中點落在1935年的遵義。一場為期三天的會議，改變了中國歷史。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國民黨內出現了“速勝論”和“亡國論”等論調。在共產黨內，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國民黨正規軍的抗戰，輕視游擊戰爭。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之一，廣州一直是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窗口。

在撰寫《黑河紅色基因傳承》一書時，我為黑河革命和建設時期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與意志品格深深感動，其中王肅烈士去世前的最后三件事，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在《蘇東坡傳》中，林語堂一口氣用“無可救藥的樂天派”“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百姓的朋友”等十八種類型嘗試描述東坡的特性。東坡一生宦跡漂浮，在許多地方留下了足跡，而今也成為了其所在城市的一筆豐厚文化遺產。揚州有著兩千五百多年歷史，更是唐宋時期一大繁華都市，東坡與揚州也有一段異于別處的深情。

“破臘迎春開未遲，十分香是苦寒時。”進入臘月，許多人家都會在案頭置一盆水仙。淺淺清水，幾顆鵝卵石壓根，亭亭玉立的水仙，在嚴寒中踏著凌波微步，帶來春天的訊息。

武漢本來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2020年，這句話振奮國人，響徹寰宇。

很多外國文學家在其一生中與中國關系密切，他們向往古老的東方文明，傾心于悠久的華夏文化，同時，他們的主張和創作也對中國產生影響。

田豫是三國時期曹魏的一員良將。雖無呂布、趙云之勇，亦無關羽、張飛之名，但也退王門、殺周賀、敗孫權、斬骨進、破軻比能、橫掃烏桓，疆場奮勇，屢建功勛。尤其令人欽佩的是，田豫上馬不怕死，下馬不愛錢，贏得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乃至異族首領的由衷敬服，《三國志·魏書》用了這樣的詞匯來描述：“咸高豫節”。

人們常說：“學無止境”。知識的海洋是無窮的，面對知識的海洋，我們應是謙虛的，而有的人卻偏偏恃才傲物，不把他人放在眼里，最終卻鬧了個笑話。

1964年，毛澤東同志會見外賓時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善于從歷史的縱深處啟示現實和未來，是共產黨人戰略思維的一個顯著特點。重視對歷史的學習和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與運用，善于從不斷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中找到前進的正確方向，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選賢與能”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與”通“舉”，“選賢與能”亦作“選賢舉能”，即選舉賢能之人。

東圳水庫，福建莆田人的“大水缸”。修建水庫時展現的“東圳精神”至今激勵著全市干部群眾。60年前，擔任東圳水庫建設總指揮的正是時任莆田縣縣長的原魯山。

全面抗戰爆發后，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吸引了大批的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文藝工作者或文藝青年。他們到達延安后，為延安的新氣象所吸引，創作了一批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反映火熱革命斗爭的優秀文藝作品。這些作品豐富了根據地軍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廣大人民的抗日熱情，很好地發揮了文藝在抗戰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