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庸》原為《禮記》中的兩個單篇，西漢武帝時收錄于《小戴禮記》，后來簡稱《禮記》。宋代理學興盛有了“四書”，并且出現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到了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確立科舉考試第一場從四書內出題并結合朱熹的《章句》《集注》進行論述，后這一制度又被明代、清代繼承，繼而演變為八股取士，于是四書成為參加科舉的必讀書目。作為四書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彼此是相互關聯與呼應的，都以仁政德治為主要思想，都貫穿著修齊治平之道。作為四書之首的《大學》，首先明確提出了“修齊治平”的德治理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某種意義上，《大學》是提出“修齊治平”思想的總綱，而《中庸》《論語》《孟子》則是相應的具體闡發實施辦法或方案，從而構成一個彼此關聯的較為完整與系統的德治體系。因此，總體認知《大學》的德治理念有其必要性。《大學》中的德治理念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
愛民如子。“《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愛民如子是治理者與人民的關系，猶如父母對于子女，要引導、教誨、關愛、扶助，并且言傳身教、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從而維護尊長的權威，這一理念帶有鮮明的家庭家族的親情與人倫色彩，同時也強調了治理者的家長式權威；另一方面也說明百姓即子民應如子女對待父母一樣對待國家與父母官，忠于國家與孝敬父母是合二為一的，亦即忠孝合一、家國一體，也是中國“家國同構”治理理念的重要體現與淵源，這與《論語》中于民“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及富之、教之等思想相呼應。家國同構的治理理念與農耕文明孕育了中國的儒家文化，進而產生了精忠報國等愛國主義傳統；此外，后世的忠臣賢相與清官廉吏也多以父母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體現出愛民如子的尊長的關愛與教導，這也是仁者愛人的仁政的表達，而好民所好、惡民所惡即“以民心為己心”，則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愛民如子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與擁護，進而實現國家的穩固與興盛。“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則體現出治理理念與政策得到民眾支持與認可則可治理好、守護好國家，否則失去民眾則會國家敗亡，這與孟子后來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義相關聯。
以上率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上老老、上長長與上恤孤、君子慎獨都體現了示范引領作用，以上率下的治理理念則強調了領導者的示范作用。而《論語》中也一再強調領導者的以身作則，比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權力可以分為職位權力與非職位權力，進而又可以分為法定權、獎賞權、強制權、專家權與參照權5種。在德治思想中，參照即示范權力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且“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即使有職位權力，但若沒有相應匹配的道德也會最終導致災禍而失去職位。“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這讓人想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美好而和諧的社會理想，如果領導者能夠躬親示范、帶頭引領，在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與個人品德等方面作出表率，那么上行下效，社會治理肯定會收到良好的效果。同理，上梁不正下梁歪，桀紂之類的貪圖享樂、奢侈腐化、橫征暴斂、魚肉百姓者也會被唾棄，進而江山搖搖欲墜而滅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可謂德治最直接與最有效的途徑。
以義為利。這主要體現在德本財末與國之義利兩方面。德本財末觀——“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國之義利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德本財末與國家以義為利都強調了道德與仁義在治國中的首要與優先地位，這都離不開君子慎德，即有德而得眾，得眾而有土，有土而有財，故而“德本財末”。若外本內末則容易誘導民眾爭奪財利，這樣會財聚民散。所以，德本財末說明國家的職能不是收稅或聚斂財富，國家的職責應為藏富于民、加大投入，讓百姓安居樂業，從而財散民聚，進而實現社會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有聚斂錢財與貪腐的官員還不如有盜賊，可見官員貪腐危害之深重，不僅造成國家的損失，更損害國家的公信力，導致失去民心，也會葬送自己的前途甚至身敗名裂、身陷囹圄，故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肖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