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讓，囊括了很多內容，比如禮讓、忍讓、退讓、避讓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讓，等等，這些都屬于做人必須具有的品德。今人如此，古人亦然，春秋時代的先人，尤其如此。中國有句俗話“退一步海闊天空”，不知出自何人之口，乃是充滿大智慧的處世哲學，也是完善自我的人生寶典。做到者，通常能夠渡過難關；做不到者，免不了要碰個鼻青臉腫，甚至頭破血流，這也是古往今來的中國人，通過切身體會而驗證了的真理。
《史記》將《吳太伯世家》設為世家列傳第一，有研究者認為，司馬遷非常推崇人世間的這種彌可寶貴的謙讓精神，大有深意在焉。要是這個世界上，人人都存有一份謙讓之心，懂得謙虛，懂得讓步，無論做事也好，為人也好，一不強自放大個人，二不曲意低估對方，那么，將會省去多少是非、紛爭、糾葛與煩惱啊。
司馬遷作《史記》時，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定型，遂有詩書禮樂，遂有制度文明，大家進入物質世界，遂也有多寡之分，高低之別，當然，也就有了競爭與禮讓，拳頭和微笑的不同對待。特別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諸侯統治者，讓國讓權，這種最根本的謙讓，是絕對做不到的，哪怕打破頭，也要爭個上下，高人一頭。因此，吳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以及他們十九世孫季札的讓王，應該是堯、舜、禹禪讓以后唯一的、絕無僅有的和平過渡范例。此后那三百多位皇帝，無一不是在刀光劍影、血腥屠殺中進行朝代更迭。因此，司馬遷將吳世家列名為這一章的第一，或是這位大師“皮里陽秋”的筆法。
季札讓國的事跡，除了《史記》之外，在《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以及《吳越春秋》《越絕書》等更早的史籍里都有記載。春秋晚期，群雄蜂起，天子勢弱，諸侯遂目無王法，擴張版圖，國與國之間兵戎相見，勢不兩立，動輒犯上作亂，稱王逞霸，違法僭越，便成了家常便飯，隨即出現孔子經常嘆息的衰象“禮崩樂壞”。世人懷念季札這樣的至德之人，歌頌他、詠嘆他，追思之情，勝于其祖吳太伯和仲雍，畢竟大家都不謙讓，便益發珍惜這種極為難得的個例，時勢使之然吧。
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初年，吳太伯偕弟仲雍，為讓王位，離開鎬京，斷發文身，來到長江以南開辟新區，向當時的蠻荒之地，拓展中原禮樂文明，延至季札（前576年-前485年）當政時期，已經19代了，吳囯逐步走向強盛。季札的父親名壽夢，有子四人，曰諸樊、曰余祭、曰余眜、曰季札。季札雖幼于其兄，卻以賢德和博學著名當世，壽夢為吳國長久計，下決心打破慣例傳位于他，未成。后來，壽夢死，長子諸樊，次子余祭，也都要求季札接位為王，主持國家大政。季札是個崇尚禮樂，潔身清行，嚴格遵守嫡長子繼承制，穩定國家和政權的謙謙君子，更何況太伯和仲雍做出了榜樣，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延陵，即今之常州，快樂地務農去了。如此季札的“三讓”，隨即成為一段歷史佳話。
季札的故事除了“守節”與“讓國”外，還有“掛劍”一節，也許能讓后人更加欽佩這位古人的風節。
季札初次出使途中，路經徐國（今江蘇宿遷、泗洪一帶），徐國的國君盛情接待了他。禮尚往來，談笑風生中，季札看出這位國君非常喜愛自己所佩帶的利劍，嘖嘖稱羨，口雖未言，季札已經猜知他的心思。但佩劍是他的身份證明，如果沒有接下來的外訪任務，他會馬上解下劍來，贈予這位國君。
西周時期，我國的青銅技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由于農業經濟超常發達，耕種農具的大量需求，很快進入無所不能的銅鐵合金冶煉時代，由于當時平原地區盛行車戰，使用“長兵器”，而吳越等國所處之江南，河湖港汊較多，適宜短兵相接，近身作戰，因而，刀劍是士兵的必備武器。上世紀70年代，長江流域出土過吳王夫差的寶劍，由此證明，南方長于制造貼身兵器，徐國是戎人政權，冶金技術發展較慢，這也是徐國國君對季札那柄寶劍愛不釋手的原因。
曾經在湖北省博物館看到過一柄越王勾踐的佩劍，這屬于“鎮館之寶”。打開劍匣，冷光四射，寒氣逼人，頓生凜冽肅殺之威。司馬遷在《史記·吳太伯世家》寫道：“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雖說僅有短短幾十字，卻顯露出“大師手筆”。季札所具有成人之美的舍讓胸懷，以及他一諾千金的誠信品質，通過掛劍一個情節，極為充分地表現出來。其信義，其忠忱，也就讓世人更加珍視這位“三讓其國”的歷史名人了。（李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