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以“痛矯時弊，育才救國”為辦校宗旨，以全面展開“德、智、體、美、勞”教育為方針，于1904年創辦了南開中學，繼而又在此基礎上于1919年創辦了南開大學。最終，使之成為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齊名的大學，并形成“炸不掉的南開精神”，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奇觀。 張伯苓從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敗給了日本，看到了中國失敗的原因，是人的素養不足的問題，從而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要改變人的精神面貌，挺直民族的脊梁，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興辦新式教育，培養出將來救國救亡的棟梁之材。他不但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后來又創辦了南開女中和南開小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南開體系，造就了私人建校史上絕無僅有最完整的一個案例。 張伯苓以抗日救國為緣由建校，在教學中更是以抗日救亡為全校師生的共同事業。九一八事變后，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以各種方式和實際行動支持抗日。張伯苓不但發表名為《東北事件與吾人應持之態度》的愛國演講，還對東北籍的學生一律減免生活費，學費緩交；凡因戰亂而流亡關內的東北大學生，南開一律向其敞開大門，助其完成學業。
此外，他還出任“天津救國會”“天津中等以上學校抗日聯合會”等愛國組織的領導，擔負起引領抗日的責任，發送信函和贈送物品鼓勵和慰問前線抗日將士。1934年10月，在華北運動會上，南開中學的學生打出“勿忘國恥”“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的手旗標語，并高唱《努力奮斗之歌》，令當時出席運動會的日本駐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向張伯苓提出抗議。張伯苓義正詞嚴地回答：“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愛國活動，這是學生們的自由，外國人無權干涉！”
這樣的張伯苓和南開讓日本侵略者痛恨。張伯苓也敏銳地覺察到，日寇的對華侵略將愈演愈烈，平津地區也危在旦夕。為此，他決定在日軍全面襲擊開始之前，為南開學校尋覓一個安身之地。1936年，他到四川考察，最終在重慶選購了800畝地，創辦了被重慶人贊譽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搖籃”的南渝中學。
果然，七七事變爆發后，日寇狂轟濫炸，南開被炸成一片廢墟。為了繼續他的“救國”教育，張伯苓果斷地把南開中學遷往重慶，南開大學先遷往長沙，后又遷至昆明，與北大、清華組成西南聯大，張伯苓任校委會常務委員。日本敵機仍然緊追南開不放，時常空襲轟炸騷擾。面對日寇的野蠻行徑，張伯苓大義凜然：“敵人所能毀者，南開之物質；敵人所不能毀者，南開之精神。”他以昂揚的斗志，發出“讀書不忘抗戰，抗戰不忘讀書”的抗日宣言。
張伯苓畢生倡導“公”“能”教育，熔社會教育與個人教育于一爐，德才兼備，為公為國，為民服務。他以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不畏艱險，興學育人，為國家和民族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為我國的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貢獻。（崔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