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的抗日救亡宣傳
1931年9月初，距離“九·一八”事變三周的一個上午，9時，貝滿初、高中全體同學六百余人，在學生會的召集下，齊聚初中部教學樓東部的校園里，召開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東北三省，并開展救亡宣傳的動員大會。會上，學生會主席、高二學生竇學謙報告“九·一八”事變經過，及東北同胞悲慘處境。當她講到日寇殘殺我同胞種種罪行時，全場泣不成聲。
這時，一位高一的同學猛地站起來，舉手插話。她聲淚俱下地控訴日寇在東北各地挖“萬人坑”，活埋仁人志士；用通了電的電線，刺穿愛國學生的雙手……同學們也按捺不住滿腔的義憤和復仇雪恥的火焰！大家不約而同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河山！”“反抗日寇侵略，收復失地！”“強烈反對不抵抗主義！”“誓死收復神圣國土！”“中華民族萬歲！”
淚眼蒙眬中，同學們看見了管校長、侯主任和幾位教師。還有校工李奶奶、楊爺爺和年輕的常青。他們都嚴肅地站在臺階上，和學生們一樣義憤填膺，淚流滿面。
大會持續了三個小時。會上組織了救亡宣傳隊，為東北受難同胞募捐的小分隊等。配合全市各大中院校救亡大軍，深入城區僻街陋巷和郊區農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的募捐活動。
“一二·九”運動
1935年，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步步深入，計劃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中華民族面臨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平津兩市的人們尤有切膚之痛，不禁質問：“平津還是中國的領土么？”北平的愛國學生深感“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們率先行動起來，再次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
12月9日清晨，北平城內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貝滿女中、女一中等校學生，穿過警察封鎖，匯集到新華門前。他們選出了12名代表，前去中南海居仁堂，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六項要求。主要是大敵當前，應反對日本侵略華北，政府不反日，反而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他類似組織。何應欽事先得到信息，躲到小湯山，由他的秘書搪塞學生。此事激起學生憤慨，當即決定將請愿改為游行。游行隊伍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隊伍沖破軍警的兩道封鎖線，到達王府井大街。途中，又有一些院校的學生陸續加入，總數逾千人。大批警察和消防隊，以皮鞭、木棍、水龍毆打驅散學生，近百人受傷，30多人被捕。
被阻于城外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學生，在西直門外召開群眾大會，向市民及守城之軍警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當天，北京大學的許德珩教授、中國大學的吳承仕教授等也參加了請愿游行。
北平學生請愿游行的消息，很快傳遍國內外，并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形成抗日愛國新高潮。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北平學聯決定，從10日起，實行全市罷課，準備再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
“一二·一六”大游行
12月16日，下午上課鐘剛敲過，高中部同學沒進教室，齊聚禮堂。在靜穆的氣氛中，大會主席做了簡要的動員，揭露投降派漢奸的賣國行徑，指出日本侵略者“華北五省地方自治”的陰謀，在于吞食中國領土。在場同學怒不可遏，發言踴躍，個個義憤填膺。也有幾位同學持“讀書救國”和“保存實力”觀點，她們的發言，受到噓噓聲。
散會后，同學們一涌而出，到街上融入游行隊伍中。為了避免軍警的破壞和鎮壓，游行隊伍不走大街鬧市，而是從燈市口以西，經南河沿，南行出正陽門。游行隊伍沿途高喊“團結抗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特殊化”。
沿途，游行隊伍兩旁，群眾越來越多，有不少人跟著隊伍走。大家神情嚴肅，不是來看熱鬧的。
游行隊伍到天橋四面鐘小廣場時，小廣場已經搭了一個小臺子。臺上的演講和集會的口號聲，起伏震蕩。貝滿同學因為喊出千萬中國人要說的話而感到自豪。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莊嚴的歷史使命，也感到真正的力量所在。
當天色黃昏時，全副武裝的警察、摩托車隊，黑壓壓地從后面包圍過來，游行隊伍鎮定自若，巋然不動。主席宣布散會，大會領導人把云集上萬人的游行群眾，調動得井然有序。東西南北短短幾分鐘內，四面鐘小廣場便空無一人。貝滿的游行隊伍從天橋北行折回。一路上，口號聲，伴著沙沙的腳步聲。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摩托車隊，緊緊跟在隊伍的兩旁，如臨大敵。
貝滿隊伍剛進正陽門，反動當局早已準備好水龍、木棒、大刀，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隊伍沖殺過來。帶隊的同學，一聲令下，改變隊形，原來在女生后面的男生，立即走到最前面，女同學殿后，組成縱隊，大家手挽手，沖擊軍警的火力網，繼續前進。有些同學還是受傷了，流血了。
在各界群眾勢不可擋的威力下，漢奸組織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
貝滿“一二·一六”大游行參與者之一、1936屆校友馮秉如回憶說：“當時，我只是懷著強烈的民族義憤，參加到這個游行的行列中，對于運動的全部意義，遠遠沒有理解，只是在斗爭中親眼看到了武裝之軍警鎮壓游行群眾的殘暴面目，也體會到了人民的力量。參加這次活動，可以說是我接受進步思想的一次洗禮。”
游行回來，馮秉如在學校里找到一間教室，邀請了幾位同學開會，其中包括沒能游行的同學。大家討論下一步如何開展工作。“貝滿救國會”就是在這間教室誕生的。馮秉如被選為主席，沒能參加游行的1938屆雋雅珍被選為文書。救國會成員到北京大學參加了救護培訓。回來后，在校內組織同學們練習急救包扎，又到醫院慰問綏遠抗日前線的傷病員。
1936年初，寒假結束，貝滿高中部來了幾位插班生。其中馮寶中、申曼云、于紹、方王敏等，都是因為參加了“一二·九”運動，被所在學校開除。阮若珊是因為在學校參加“一二·九”運動，非常活躍。中共天津地下組織考慮到她的安全，指示她轉移，并囑咐她要以一個專心讀書的面目出現。阮若珊考到貝滿，離開了她所在的女附中。
貝滿女中教學靈活，素以啟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自覺性著稱。同時貝滿的民主，在全市也是有名的。表現在，全校師生從來都積極參加發生在全國、全市的愛國運動，校方領導對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始終采取保護的措施，從沒有對這些學生進行任何的追究，也沒對這些學生給以任何“違紀”處分。“一二·一六”的大游行，校方雖把校門關閉，以示“禁止”學生參加游行，但參加游行的同學，卻可以從學校的后門順利出去，回來后，繼續在校園內宣傳愛國抗日。
“一二·一八”罷課
12月18日，北平全市又組織了一次大中學校罷課活動。12月18日，星期一，上午，各年級同學都集中在各自的大教室。1940屆徐樹蘭當年讀初二，她在初二班大教室的講臺上，向一百二十位同學講述她聽到的關于“一二·九”“一二·一六”再次游行示威活動，因為這些游行活動，初中同學很少有同學參加。徐樹蘭的哥哥參加了這兩次的游行，因此講述得真切。徐樹蘭呼吁“我們貝滿同學走出校門，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今天，我們也應罷課，以實際行動，喚醒民眾。”
此時，各年級也都在開會，討論罷課的事情。管校長突然出現，他對學生會的同學說：“要遵守貝滿校規，不許罷課。”同學與校長爭辯，最后，管校長說：“好吧，學校從今天起，提前放寒假。”在學生運動高潮中，管校長決定“提前放寒假”，既支持了學生罷課的要求，也保護了學生領袖日后不會因組織罷課被當局強迫接受處分。這時，距離放寒假已不到一個月，各科教學基本告一段落，進入復習階段，不致影響學業。
經歷“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貝滿師生認識到，亡國的危險迫在眉睫，任何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都不能忍受亡國之辱。必須行動起來，阻止賣國行為，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各種侵略陰謀。（李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