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考古實證中華文明突出特性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柴雅欣 李云舒
3月22日，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在北京揭曉。 圖為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發掘現場。 新華社記者 李賀 攝
圖為陜西清澗寨溝遺址瓦窯溝M8墓室出土的葬車。 新華社發（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辦公室供圖）
3月22日，國家文物局正式揭曉“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河南永城王莊遺址、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陜西清澗寨溝遺址、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以及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按年代早晚排列）等10個項目名列其中。
考古新發現，一眼越千年。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是過去一年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展示了泱泱中華的悠久歷史和博大文明。入圍項目有哪些特點亮點，呈現出中國考古事業怎樣的發展趨勢？這些項目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歷程再添哪些實證？記者采訪了多位參評項目負責人和專家。
入選項目時空范圍之廣歷年罕見，中國考古迎來發展黃金期
“入圍終評的22個項目中有很多世界級重要考古發現，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科學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在“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發布會現場點評時說。
陳星燦認為，入選項目時空范圍之廣也屬歷年罕見。從10萬余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夏商周時期到秦漢以來再到近百年的東北抗聯革命遺址，時間跨度極大；從東南沿海到西南邊陲，從東北平原到西北大漠，從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到南海西北陸坡水下1500米，空間跨度極廣。
3月21日，記者在“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以下簡稱“終評會”）上看到，許多項目凝結著過去數年乃至數十年的研究心血。其中，有不少遺址是從最先配合基建工作、進行搶救性發掘后轉入主動性發掘、精細化發掘，如今取得顯著成果。
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東岸，20世紀70年代因開掘新郎川河而發現。遺址北有溝通長江水系和環太湖水系的郎川河流過，因此處于古代文化東傳西遞、南來北往的重要地理節點。這里也是皖南地區迄今發現和發掘的唯一一處先秦時期保存較為完好、面積較大、文化內涵豐富、文化譜系明確的代表性遺址。
“以往這個地區沒有做過深入的考古工作，幾乎是一片考古空白。磨盤山遺址考古發掘填補了長江下游文明化進程研究的這片地域空白。”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說。
要搞清這片地區延續近4000年的中心聚落絕非朝夕之功。2015年、2016年和2023年，南京大學聯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三次發掘。從2014年起，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趙東升開始參與磨盤山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今年恰好是第十年。自己負責的項目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他感慨這是“十年磨一劍”。
“根據歷年來的調查，我們初步確認了郎川河流域的數處同性質但面積略小的遺址，目前更大范圍的區域調查仍在進行中。”趙東升說，磨盤山遺址新一輪發掘工作預計在3月底開工，他也會很快回到磨盤山。
追本溯源，透物見人，先民的智慧令人贊嘆。共有8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項目進入終評環節，4個項目最終脫穎而出，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就是其中之一。
屈家嶺遺址是長江中游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大型遺址，地處大洪山南麓向江漢平原的過渡地帶，是“屈家嶺文化”的發現和命名地。2015年以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組建考古隊，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獲。
“在屈家嶺遺址依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之一，標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控水、用水，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趙輝認為，屈家嶺遺址社會及文化發展具有鮮明的連續性，多角度、多層面揭示出史前文化的發展高度和社會復雜化程度，是研究長江中游文明化進程的珍貴物證，為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典型個案。
中國考古正迎來發展黃金期，“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一個生動縮影。過去一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研究工作取得新進展，“考古中國”24個重大項目統籌推進，265項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系統開展，1367項基本建設考古項目有序實施，實證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撐。
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考古研究已成趨勢，中國進入深海考古新時代
南島語系是世界上最復雜的語系之一，包含1200余種語言；南島語族是指使用南島語的人群，是現今主要分布在島嶼上的海洋族群。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的考古學研究是國際學界的關注熱點，也是探索中華文明海洋性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終評會上，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項目負責人周振宇用考古成果描繪出了一幅南島語族祖先人群的生活圖景。
南島語族早期人群既擁有豐富的陸生動物和植物資源，也掌握豐富的海洋性生物資源，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特征。“我們發現了大量的貝殼堆積以及哺乳動物骨骼遺存，以及農業相關證據，表明了當時海洋性人群也具有陸地特征。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結果同樣表明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大陸來源……”周振宇列舉了一系列關于南島語族早期人群體質特征和生計模式的多學科研究成果，將數據圖表、分析結果詳細展示在大屏幕上。
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古環境學、碳-14測年、殘留物分析、土壤微形態……記者在終評會上看到，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考古研究已成趨勢。運用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地學、物理學等前沿學科的最新技術分析我國古代遺存，使中華文明探源有了堅實的科技分析依據，拓展了我們對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認知。
深度參與考古工作的還有“大國重器”。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發現于2022年10月，位于海南島與西沙群島之間的南海海底，西北距離三亞約150公里，遺址水深約1500米。2023年，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聯合對兩處沉船遺址進行了深海考古調查，使用“探索一號”“探索二號”科考船和“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共執行41個潛次調查。
約1500米的深海、500多年前的明代沉船、超10萬件陶瓷器——這是沒有先例可循的考古調查。宋建忠是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項目領隊、首席科學家，多次乘坐“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下潛到兩艘沉船所在的位置開展工作。
中國水下考古起步于1987年，但此前都位于近海和淺海，深度一般在30米左右。通過深海載人潛水器進入深海考古，這還是第一次。布放水下永久測繪基點，探測遺址分布范圍、三維激光掃描和攝影拼接、提取一批文物標本、采集海底沉積物等樣品、制定深海考古規范和流程……在宋建忠看來，深海考古最重要的技術突破是載人潛水器，深海考古的過程也與陸地上的田野考古大有不同。
深海科技與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進。“我們使用了長基線，超短基線，慣性導航定位系統，柔性機械手，潛載抽沙、吹沙裝置等新型技術和裝備。載人深潛技術讓深海考古成為可能，考古測繪的高精度要求也促進相關技術的提升。”宋建忠說。
“把考古探索和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考古就是一次很好的體現。”四川大學教授、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霍巍說。
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多元一體、兼收并蓄，彰顯生生不息的力量
走近一處處考古遺存，如同翻開的一頁頁古老史書，里面刻印著神州大地上早期人類的起源故事，展示著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詮釋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歷程。
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在“車”里有跡可循。在2023年的考古新發現中，有許多關于車的重要發現。比如，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出土的三輪青銅馬車是中國發現最早的三輪馬車實物模型之一，陜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區1號墓出土的四輪獨辀車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唯一一輛埋藏于墓中的四輪車實物等。在點評陜西清澗寨溝遺址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王巍也特別提到了馬車。
“商代晚期殷墟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馬車，我們一直在研究馬車的來源。在這里我們也發現了大量馬車。商王朝系統的馬車都是單轅，但這里第一次出現了雙轅車，可能和文獻中記載的大車或牛車相聯系。”王巍說，這或將改變我們對雙轅車出現時間的認識。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在“金”上熠熠生輝。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是繼城垣、宮殿區、銅器窖藏坑之后，鄭州商都又一重大考古新發現，展現了早商時期高等級貴族喪葬規制的文化面貌。這里出土的“金覆面”備受關注，為探討巴蜀地區三星堆文明與中原商文明文化交流提供了嶄新視角。
“三星堆黃金面具很多都跟西亞等地相聯系，沒想到商王朝早期居然也有用黃金做覆面的習俗。這為研究三星堆黃金面具的來源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王巍說。
兼收并蓄的中華文明，在“寺”中傳承千年。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是目前我國最西部、經過系統科學發掘、年代最早、延續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遺址，揭示了從佛教初傳中國到唐末這一時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國化發展演變過程。
“莫爾寺遺址既有印度和中亞佛教傳統，又有喀什當地特色，還反映了中原文化影響，是三者在我國最西部地區深度融合的首次發現，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王朝對西域有效治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特殊意義。”入圍終評項目之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項目負責人肖小勇說。
在終評會上，南海西北陸坡兩艘沉船的載物細節引起了在場評委的興趣：一號沉船遺址遺物以陶瓷器為主，藍釉高足碗，琺華彩蓮紋梅瓶等出水文物十分精美；二號沉船遺址遺物以原木為主，另有少量的陶器、瓷器、鉛錫器、螺殼、鹿角等。宋建忠認為，這很可能反映的是“一進一出”，即一艘運陶瓷出去，一艘運原木進來。
“如果是這樣一個情況的話，它的歷史景觀就具有了相當的可讀性。這個生動的場景向我們展示了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景象。”霍巍說，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填補了我國古代南海離岸航行路線的空白，有可能跟鄭和下西洋走的路線相互重疊。它完善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段航線的歷史鏈條，實證了中國先民開發利用往來南海的歷史事實，對中國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貿易史、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貢獻。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撥開歷史的塵埃，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掘出土，考古發現既展示著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也彰顯著生生不息的力量。
“考古是對歷史的追問和探尋，串聯起中華文明的顆顆明珠。”王巍說，讓人民群眾更好地了解古代的中國、認識現在的中國、理解未來的中國，這是中國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