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公元772—842年)，字夢得，祖籍河南洛陽，中唐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是繼盛唐之后唐詩又一高峰——“元和詩壇”的杰出代表。“永貞革新”失敗后，劉禹錫頻遭打壓，命途蹇塞，屢屢因詩文獲罪，使得“滿朝官職獨蹉跎”(白居易《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為官數十年大部分是在遷謫遠州、郁悒失志中度過的。但他性格剛毅，無論流徙何處，均積極履職，或賑饑救災、免賦減役，或興教重學、濟世安民。
劉禹錫從多年的基層治理經驗中總結出了一套吏治思想，如“憂國不謀身”“人之道在法制”等。在廣東連州，他更是提出了享譽古今的施政箴言——“功利存乎人民”。
推崇法治 獎善懲惡
劉禹錫出生于江南的基層官吏家庭，“家本儒素，業在藝文”(《夔州謝上表》)。唐代文學家權德輿在《送劉秀才登科后侍從赴東京覲省序》中回憶，劉禹錫自幼學習儒家經典，裝束舉止“恭敬詳雅，異乎其倫”。而據劉禹錫自述，孩童時他曾在詩僧皎然、靈澈吟詠時作陪，“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序》)。
貞元九年(公元793年)，21歲的劉禹錫第一次參加科舉便中進士，同年登博學宏詞科，兩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隨后，他被淮南節度使、史學家、《通典》作者杜佑招至幕中，司掌文書工作。公元802年，調補京兆府渭南縣主簿，公元803年，遷任監察御史。
劉禹錫的青年時代可謂是春風得意，尤為太子侍讀王叔文所賞識，“以宰相器待之”(參見《舊唐書》本傳)。與安史之亂后的許多文人一樣，他盼望著能掃除弊政，實現國家中興。在《華山歌》中，他以“五岳”之一的華山自喻，抒發了“丈夫無特達(突出的功業)，雖貴猶碌碌”的壯志豪情。
正在此時，一場激流暗涌、危機四伏的宮廷政變悄然襲來。公元805年，太子李誦正式即位(即唐順宗)之后，以東宮權臣王叔文、王伾為首的改革派發起“永貞革新”，懲辦貪官酷吏，抑制藩鎮勢力，削奪宦官實權。
最終，宦官大臣俱文珍等人密謀逼迫順宗“禪位”，擁立太子李純(即后來的唐憲宗)，新政僅持續了一百多天便宣告失敗，革新派遭到大規模的迫害報復。王叔文被誅、王伾病卒，包括劉禹錫、柳宗元在內的8位核心參與者被逐為偏遠地區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劉禹錫先是被貶為連州刺史，赴任途中，加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在朗州一待就是近十年。其間，他寫下大量的政治詩鞭撻揭露社會黑暗面。這一時期，他主要通過詩文闡述其政治理念。
在《砥石賦》中，他援引從西周至漢唐的盛衰歷史，證明法律乃統治國家、磨礪人才的“砥石”，關乎國運興廢。而中唐面臨的宦官干政、藩鎮坐大、黨爭加劇等亂象，無不與法制廢弛、是非顛倒相關。
劉禹錫還從“惟變所適”的進化觀出發，強調政策的實施必須“寬猛迭用”、因地制宜，根據天時、地域、民情靈活調整。同時，官員還應加強修身，取信于民，為“政之先”;執法公正，為“政之本”。他還提議效仿漢代名臣趙廣漢設立“缿筒”(即匿名舉報箱)，“厚發奸之賞，峻欺下之誅”，鼓勵百姓檢舉貪污不法行為，此為“政之助”。
不謀私利 振興連州
公元815年初，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后在裴度及柳宗元等人的說情下，劉禹錫改任連州(今廣東連州)刺史。
在連州的四年多里，劉禹錫深入了解民生疾苦，所作《插田歌》反映了農民遭受的深重壓迫，諷刺了賣官鬻爵、賄賂成風等腐敗現象。他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并派人疏浚海陽湖，修筑亭臺。
工作之余，他與道州(今湖南道縣)刺史薛景晦通信交流醫藥研究經驗，受之啟發，將多年積累的民間藥方整理、集結為《傳信方》。這部以“廉(價廉)、驗(有效)、便(易得)”為特色的醫書，后被《本草綱目》等醫籍引用，不僅惠及嶺南地區的人民，有的藥方還傳到了日本、朝鮮。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劉禹錫因母喪離開連州，居洛陽，丁憂期滿后再授夔州(今重慶奉節)刺史。他向朝廷建議，削減州縣祭奠費用，將之用于辦學，顯示出他對教育的重視和務實的工作態度。
陋室明志 賑災有方
公元824年，劉禹錫從夔州調往和州(今安徽和縣)，擔任刺史。甫一上任，和州就發生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他馬不停蹄四處走訪、視察災情，言辭懇切地上書朝廷，請求減稅賑災。
相傳，當地知縣有意刁難，非但不給劉禹錫在縣衙安排住所，還逼其多次搬家，條件一次比一次差。于是，劉禹錫揮筆寫下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這便是馳名古今的《陋室銘》。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十月，劉禹錫第三次離京出任蘇州刺史。
不久，蘇州發生水災，已近六旬的劉禹錫從本州常平義倉中緊急調撥了12萬石米，逐戶分發，并宣布減免賦役。因救災有功，朝廷賜予他紫金魚袋以示嘉賞。蘇州人民則把劉禹錫和曾經做過蘇州刺史的韋應物、白居易合稱為“蘇州三賢”，興建“思賢堂”以示紀念。
公元834年夏起，劉禹錫又在汝州(今河南臨汝)、同州(今陜西大荔)等地任職，直至836年秋因患足疾，被召回洛陽，任太子賓客、秘書監等職。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病卒于洛陽，享年七十歲，朝廷追贈為兵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