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出自西晉陳壽《三國志》，大意是說，明智的人在災禍沒有萌生時就加以防范，對將來可能發生的危害會預先進行估量，如此才能在災禍危害發生時從容應對。
這句古語體現了深沉的憂患意識和未雨綢繆的經驗智慧。中華民族是歷經磨難的民族，黃河長江一方面孕育了燦爛的文明，是人們生存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時常泛濫，尤其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給兩岸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洪水、干旱、瘟疫等災害隨時威脅著人們的生命，憂患意識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
同時，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在中華大地上上演過太多興衰存亡的故事，這些故事無不激起后世對于自身命運的反思。正因如此，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理念在中國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尚書》有“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詩經》中提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老子》里說“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管子》里說：“唯有道者，能備患于未形也，故禍不萌”。這些古語都是在強調要見微知著、防患未然。日常生活中，曲突徙薪，“晴帶雨傘，飽帶饑糧”，“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池塘積水須防旱，田土深耕足養家”等成語俗語，都蘊含著勞動人民樸素的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已經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
中國古代國家治理中積貯糧財以備饑荒的做法，就是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理念的直接反映。針對西漢初年經濟社會面臨的危機，賈誼在《論積貯疏》等奏疏中深刻指出加強積貯對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為抵御各種災害和備荒賑濟，古代中國形成了獨特的荒政制度，包括推行平準法、設置常平倉，充分儲備賑濟物資等。常平倉即官府為儲糧備荒、平穩糧價而設的糧倉。這些糧倉在豐年購糧儲存，避免谷賤傷農；在災年則賣出儲糧，以穩定糧價、救荒賑災，這種緩沖儲備機制對后世影響深遠。
憂患意識在先，便會生出主動作為的責任擔當，便會激發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縱觀中華民族歷史，正是這種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與不滿足現狀、不甘于落后的求新求變思想交織融合，鑄就了偉大的奮斗精神和創造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強大生命力的動力之源。
中國共產黨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堅持底線思維、防范風險挑戰，貫穿我們黨百年風雨歷程。
歷史的腳步走到1949年春天。此時，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觸手可及，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
此前，早在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就以“十七條困難”鄭重提醒全黨“準備吃虧”、“準備困難”，“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就防范化解軍事、政治、經濟、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作出分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上了深刻一課。
他指出，奪取革命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但要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首先，必須防范國民黨殘余力量的負隅頑抗，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同時，必須打好沒有硝煙的戰爭，“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他還著重強調了黨的自身建設問題，要求必須提高警惕，預防“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面前敗下陣來。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從各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使我們黨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勝利。在軍事斗爭中，解放軍與國民黨殘余部隊打了很多硬仗，接著又進行了抗美援朝等艱苦斗爭；在經濟斗爭中，通過“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等，沉重打擊投機資本，穩定了市場秩序，迅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在反腐敗斗爭中，清除了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的腐蝕，保證了隊伍的先進純潔。
進入新時代，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敢于斗爭，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領導干部要有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對潛在的風險有科學預判，知道風險在哪里，表現形式是什么，發展趨勢會怎樣，該斗爭的就要斗爭。”
既充滿憂患，又充滿自信。“我們有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堅實國力應對挑戰，有足夠的底氣、能力、智慧戰勝各種風險考驗，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