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不私，而天下自公”出自《忠經》：“無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偽；崇讓，則人不爭。”《忠經》相傳為東漢著名古文經學家馬融所著，其中“不私，而天下自公”強調了秉持正確公私觀的重要性。
千百年來，公與私的問題，始終是國家治理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古代典籍中，常見對公、私價值意義的梳理與探討，以及對“天下為公”這一理想社會的構想與憧憬。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因為無私心，所以在吏治選拔中能做到“選賢與能”，在社會交往中能做到“講信修睦”，最終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儒家倡導“仁者愛人”，并將仁愛思想推而廣之，要求以天下為己任。很多有志之士以此為出發點，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理想追求，激蕩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面前，總是毫不猶豫地把個人情感、一己得失放到一邊，挺身擔當，乃至獻出生命。
相對公所指代范疇中的江山社稷、家國民族這樣的整體利益，私所代表的利益并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追求。“無私者，可置以為政”“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能否做到秉公去私，是檢驗為政者胸襟格局的試金石，也是照鑒王朝興衰成敗的鏡子。
北宋名臣包拯，一心為民，清廉公正，是鐵面無私、正直無畏的典范，深得百姓擁戴。漫長歲月中，他的故事被寫入戲曲、化為傳說，在民間廣為流傳。即使包拯的最高官職，是被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孝肅，然而在百姓心中，他永遠被銘記的是開封府尹的形象；即使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更為文雅的別稱是“包待制”“包龍圖”，但是古往今來人們對他最愛戴的稱呼依然是“包青天”——不以職位命名他、不以謚號官稱他，而是以公正無私的品格，來世世代代地紀念他。
傳統文化中公而忘私的價值取向與一以貫之的尚民信念，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塑造過程中起到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理念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普遍的救世情懷與解放意識深刻契合，在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股強勁的合流，指引著前進的方向。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沒有自己的私利——如果有私利、為自己謀前程，那些家境和社會地位都還不錯、甚至在大城市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完全沒有必要登上那一葉紅船。
無私，所以勇敢無畏。
“我從參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不行！”1931年7月25日，楊匏安在上海被捕，在獄中面對國民黨高官厚祿的引誘，寧死不屈，最終被秘密殺害。紅軍將領胡少海出身于富庶之家，卻因從小目睹社會不公平、窮人悲慘命運而發誓要改變中國，他說：“我只能離開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著共產黨去掃清天下的不公。”在前線中彈犧牲時，年僅32歲。《七律·長征》開篇就講“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萬水千山，怎么可能不難？但紅軍戰士不是為個人利益而戰，而是為人民和民族利益而戰，所以能不畏艱險，勇往直前。
無私，所以純粹高尚。
谷文昌全家曾經被下放到寧化縣禾口公社紅旗大隊，雖然妻子提醒他，“你是下放到這里當社員的，不要插手別的事”，但谷文昌毫無怨言，一進村就到各處農田搞調查，千方百計幫助生產隊發展生產，群眾看著金黃色的稻谷滿囤滿倉，親切地稱他“谷滿倉”。楊善洲退休后上山種樹，“前面烤著栗炭火，后面積起馬牙霜”，面對不解，他一句“有人說我是自討苦吃，其實你們不知道我有多快樂”，令人動容。不計較個人功名，只追求人民群眾的好口碑，共產黨人的“樂”，是把人生理想融入黨和人民事業之中的“樂”，是把為人民幸福而奮斗作為自己最大幸福的“樂”。
無私，所以清醒堅定。
古往今來，從來都是“革別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難”，惟有中國共產黨，主動選擇在自我革命中淬煉鍛造。穿越百年風風雨雨，我們黨始終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多次在危難之際重新奮起、失誤之后撥亂反正，成為打不倒、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以“十年磨一劍”的定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組合拳”，練就自我凈化的“絕世武功”，贏得了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人民衷心擁護的歷史主動，贏得了全黨高度團結統一、走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主動。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刮骨療毒、壯士斷腕，底氣正是“我們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政在去私。共產黨人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義、求的是大我。“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色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