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出自宋代黃榦撰寫的《朱文公行狀》。行狀是我國古代一種常見的文體，記錄逝者生平行實，常出自至交至親之手，故而可信可親。行狀可為墓志銘、正史和地方志中的人物傳記提供基礎材料。
黃榦提到的朱文公是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黃榦與朱熹的關系可不一般，他既是朱熹的學生，也是朱熹的女婿。朱熹十分欣賞這位隨他刻苦讀書的學生，對他寄予厚望，將次女嫁給了他。可以說，無論是在學術傳承上，還是在家庭關系上，黃榦都是撰寫朱熹行狀的不二人選。《朱文公行狀》足有兩卷，詳細記錄朱熹的生平和學術，元朝人修《宋史》時，明朝人編寫《宋儒學案》時，關于朱熹的篇章均采用了《朱文公行狀》的材料。
黃榦在介紹朱熹的治學特點時，說“熹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即深入研究事物蘊含的道理以擴充自己的知識，并將知識運用于現實生活中。朱熹推崇《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將這兩篇單獨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他從《大學》中拈出“格物”和“致知”兩個詞來，由此演繹出一套精深的認識論和修養論。粗略說來，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大至宇宙、小至花草都有理，格物要“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格物的結果是致知，“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后，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
因此，我們能夠發現朱熹不僅是一位思想精深的哲學家，也是對萬事萬物都有興趣、有一定了解的博物學家。據學者研究，朱熹對天文學研究甚深，甚至設想了一種人可以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假天儀。與他同時代的蘇頌，主持創制了水運儀象臺，這是用水力驅動的集天象觀測、天象演示與計時為一體的天文儀器，是宋代科技成就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朱熹對蘇頌所著《新儀象法要》進行過仔細研讀，而且能夠發現不同版本之間的誤差，他對渾儀的興趣使學者推測他可能家中就有一座，并用它來觀測“極星出地之度”。
在朱熹逝世31年后，一位叫郭守敬的科學家誕生了，他將朱熹設想的假天儀變成了現實。郭守敬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科學家，他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學知識，創制了一批天文儀器，主持了當時規模空前的大地測量，制定了《授時歷》。
郭守敬最為今人熟知的成就，是成功對隋唐大運河裁彎取直，大運河從杭州一路北上，將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輸送到北京。這個五一假期，游客可到今年正式開園的昌平區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參觀，白浮泉經過整修后，汩汩流動如舊。修建通惠河是郭守敬治水生涯的得意之筆，他積三十年治水經驗，選定白浮泉為水源，設計的河道與積水潭相通，當時江南漕船可以直入積水潭碼頭，使積水潭一帶成為商業繁盛之地。大運河促進了南北物資的流通和文化的交融，其功甚偉。
我國古代如郭守敬這樣用自己畢生所學經邦濟世的科學家不在少數，而當代心懷祖國與人民，將論文寫在大地上的科學家為數更多。有“太行山愚公”之稱的李保國是其中的典型。
李保國主要從事山區開發治理和經濟林栽培技術研究，從河北林業專科學校畢業后，扎根太行山區35年，用科學技術引領農民致富，直至生命最終一刻。看不得老百姓過苦日子的李保國，深信依靠科技的力量能讓百姓脫貧，老百姓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
從1996年至2009年，李保國每年有兩百多天住在河北省邢臺市內丘縣崗底村，帶領村民研發與種植無公害蘋果，128道標準化生產程序讓這里的蘋果質量有保證，自然不愁銷路。李保國與崗底村是相互成就的關系，他用科學技術帶領村民脫貧致富，而他的研究也在此得到深化，他的28項科研成果中15項是在崗底村研究成功的。
在李保國的感人事跡背后，是將黨的政策、科技人員的創新能力與農民的需求結合在一起的一項制度——科技特派員制度。這項制度實踐已有二十多年，顯著提升了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支撐。要堅持把科技特派員制度作為科技創新人才服務鄉村振興的重要工作進一步抓實抓好。
黨的二十大報告多次提到科技創新，“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新時代新征程上，科學家使命光榮也責任重大，只有深刻理解國家需要，心懷“國之大者”，自立自強，不懈創新，在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同時，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方可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事業貢獻力量。那時，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論文，也將寫進新時代的璀璨華章中。（陳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