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陽(1497—1580年)明代白族文學家、史學家、理學家。字仁甫，云南大理人，世居點蒼山十八溪之中，號中溪，別號逸民。李元陽的一生可以分為少年學習、中年為官、晚年辭官鄉居3個時期。在前2個時期他學習并接受了儒家學說，對陽明心學情有獨鐘。后期他傾向于儒、釋雜糅，從心學出發，援佛家之禪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學思想。李元陽著述廣泛，有詩文集《艷雪臺詩》《中溪漫稿存稿》，理學著作《心性圖說》，史學著作《大理府志》等。
為官
公正廉潔深受愛戴
李元陽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其母在生他之前“夢龍負日入懷者三”，故取名“元陽”。李元陽自幼沉默寡言，但聰明過人，勤讀詩書，尤好文史，于嘉靖元年(1522年)中舉人，為云貴鄉試第二;嘉靖五年中三甲進士，“名動京師，為十四才子之冠”，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六年出任江西分宜知縣，分管江西鄉試。嘉靖七年，李元陽母親去世，回鄉守孝。
嘉靖十年，李元陽守孝期滿，出任江陰知縣。在江陰知縣任上，他愛民養民公正廉潔，深受百姓愛戴。嘉靖十二年李元陽遷戶部主事，離任之日江陰百姓流淚相送百余里，并為他立生祠，刻碑記其善政百余事以茲紀念。李元陽調入戶部后，內閣大學士夏言有意招延，但為李元陽拒絕。不久他改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嘉靖十八年，李元陽調回北京，他疏劾大學士夏言用人不公;他還上疏諫止皇帝巡幸承天。皇帝大發雷霆，大臣們都驚懼不能入寐，李元陽卻鼾睡達旦，同僚稱其為“真御史”。但也正是這種直言不諱使他在官場上屢屢碰壁，夏言借“荊州要地，元陽堪任”將李元陽調到荊州。當時荊州“四百余里無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數十，又作石池以飲馬。”當地老百姓遂以“李公井”來命名。李元陽在荊州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從參加考試的諸生中識拔了年僅13歲有“神童”之稱的張居正。
為學
潛心造詣終成大者
李元陽中年所著《心性圖說》最能反映其理學成就。雖然他自謙“不敢示人”，但當時理學名家對此都非常推崇。該書分為4篇：《性說》《心識說》《意識說》《情識說》，后又收入《李中溪全集》卷十。
李元陽的心性觀由性說、心識說、意識說與情識說“四說”組成。其中“性”處于最高的本體位置。“性即命也”，是無形無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他看來“性”之本體以“仁”為基礎，其內核是儒家政治倫理規范。
“心識”即人對外物的感應，是后天產生的認識。他認為由于人的主觀性，導致“心識”半明半暗、半通半塞。“意識”是“心識發而意”。而“情識”則是指“意識流而為情”。情者，為物所蔽之謂也，完全昏蔽、塞而不通。所以“性”動產生“心識”，“心識”發而為“意識”，“意識”流而為“情識”，四者之間層層流動。李元陽對理學基本范疇的理解和辨析發前人所未發。在此基礎上，李元陽提出“復性即是致知，性復即是知至”的認識論。
《心性圖說》從本體論、認識論到方法論完整地構建了李元陽的理學思想體系，極大地推動了明代理學的發展。
為文
兼容并蓄促進交融
云南與內地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隨著漢文化在云南廣泛傳播，云南與中原內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聯系更加緊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傳播絕不是簡單的單向性傳播，而是雙向的，即中原文化在向云南傳播的同時也積極吸納云南當地的文化。這在以李元陽為代表的云南學者身上盡得體現。
李元陽回鄉后寄情于蒼山洱海之間，與楊士云、楊慎等文化名流詩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詩文集《艷雪臺詩》《中溪漫稿存稿》，于晚年編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萬歷《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學、史學、文學、書法、教育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譽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忠齋評價李元陽：“中溪晚年之學，如霜清歲晏，萬象森嚴，長松在壑，剝落英華，收斂神氣，復歸乎其根也。”李元陽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區的府縣志多為之立傳，表彰其事跡，在白族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有關李元陽的故事。（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