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保山的地名是因保山城西面的太保山而得名，那么太保山又是因何而得名呢?這就得追懷一番“文太保”文澍了，太保山便是因文澍而得名。山以人而得名，人以山而傳千古。
文澍是明代中期人，生年不詳，卒年約是正德十年(1515年)。他是保山第一個有歷史記載的進士，字汝霖，號橘庵，原籍常德桃源杜青村(今木塘垸鄉)。他的祖父文宗義因罪謫戍邊區落籍金齒衛(衛所在今隆陽區)，于是他家就成了“金齒軍籍”。
文家落籍金齒后，就居住在太保山的東麓，只不過當時的太保山因為山坡上長滿松樹而被人叫作“松山”。文澍家的家風嚴謹，他的父親文政“構樓當山水之勝，匾曰：‘高明圖書’”，經常閉戶焚香讀書，素以孝悌忠信處世，儉樸誠信，治家從嚴;他的母親堅持“教子讀書以取科第”。可以想象，文澍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從小就背負著祖輩、父輩東山再起的家庭希望，讀書應是勤奮的。
成年后，文澍先是以“金齒軍籍”中云南鄉試舉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進京考中進士。考中進士后，朝廷授他為南京刑部主事，后來歷任郎中，分掌各司事務。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因為明成祖朱棣已經將朝廷真正的統治核心遷移到了北京，北京與南京同時都設“六部”，但真正統治全國的是北京的“六部”，南京的“六部”實權不大，但享受的行政待遇級別相同。
文澍在南京刑部歷練后，被朝廷外放到四川重慶府任知府。他到重慶后，很有作為。文澍故鄉的《常德府志》卷十五“人品志 政行”記載他：“政尚寬平，有古循吏風。歲饑，請米萬石，賑活甚眾。有劇盜嘯聚山林，論之使復業，盜服其誠信，隨解散。以與監司齟齬，調貴州思南府，遂告休。澍博學，為詩文古談有思致。年躋耄耋，手不釋卷。居鄉以禮法自律，為士類所欽，祀鄉賢。”從此段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文澍的為官與為人，皆屬上品。
文澍為官在任二十多年，這也是明朝歷史上開始興起內斗的時代。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實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理論，對他前面明憲宗親信的舊臣多有排擠斥逐，甚至有部分老臣遭抄家、流放。在官場人人自危的背景下，文澍于思南府任上“引年”(告老辭官)，回到故鄉桃源。
弘治二年(1489年)，文澍的母親在金齒逝世，而在他為官在任時，父親已經去世，父母的墳墓葬在“金齒城(今保山城)北之陡山(今象頭山)”。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后，他從桃源長途跋涉回金齒，將父母的墳墓遷葬到今大海子上的法寶山。并親自撰寫墓表，現在《隆陽碑銘石刻》一書里還錄有相關碑文墓表，石碑還在墓地原址保存。辦完事后，他并沒有像有的保山文史愛好者說的“隱居永昌城(今保山城)后太保山”，而是又返回了桃源，并在故鄉終老。
明正德二年(1507年)，南京發生宦官劉謹陷害戴銑、李光翰案，著名理學家王守仁(即王陽明)抗疏營救，不僅遭杖責，還貶官貴州，任龍場驛丞，時間為兩年。正德五年，朝廷升他為廬陵知縣。王守仁被貶時是從錢塘出發，后升官去廬陵，兩次都途經常德，時間分別是正德三年和正德五年，王守仁兩次過常德都拜見了文澍。
王守仁遭貶路過桃源時，因為文澍與王守仁之父王華為同榜進士，所以他專程拜訪了文澍。王守仁來訪時，文澍雖已經是耄耋老人了，但兩人成了忘年交，同游桃花源，兩人都寫下了《桃源洞》詩。此時的文澍已經成了一個桃源本土的“陶淵明”，過的是與世無爭的文人生活，他的《桃源賦》等詩文已經在當地頗負盛名。
正德五年，朝廷升王守仁為廬陵知縣。王守仁復過常德，并且暫留講學于常德。這次兩人再次相遇于武陵溪上，兩人一見面就連續交談了三個晚上，王守仁逗留半個月還舍不得離開。
兩人談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可以推斷的一點就是文澍談到自己將死，并且請求王守仁為他寫《墓志銘》，王守仁很佩服文澍的達觀，但不忍，所以“心許之而不諾”。兩人分別五年后，文澍去世了。文澍去世后，王守仁懷著悲痛的心情寫下了《文橘庵墓志》，現收在《王陽明全集》中。
文澍在重慶任職期間，因為他卓著的政績，得到了朝廷“太子太保”的榮譽封號。太子太保在古代最早是負責教習太子的官職，但到了隋、唐之后，只是作為贈官加銜的名號，并不是要真的給太子上課，非實職。文澍獲得“太保”的封號后，一時“望重滇楚”，被人稱之為“文太保”。
嘉靖元年(1522年)，保山的地方官民為表彰文澍的懿德善行，將文澍父母居住過的“松山”改名為太保山。嘉靖三年(1524年)改設縣治時，以縣城西倚太保山而命名保山縣，現為保山市。
在太保山追懷文澍，人雖遠去，山還在，名還在，歷史的韻味還在。（劉義馬 王加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