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1782—1852年)，字仲惠，號培階，河南南陽鎮平縣人，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登進士第，歷任云南定遠縣(今牟定)、大姚縣、易門縣知縣，鎮雄州知州加同知銜，巧家廳同知兼攝東川府、東川府(今會澤縣、巧家縣、東川區一帶)知府。在云南做官20余年，其間任東川府知府10余年。作為四品官員，知府年俸105兩，祿米105斛，養廉銀3000兩左右。然而，在他卒于任上時，他的家人竟連送靈柩回河南老家的資費都湊不夠。細究其中原委，做清官循吏，干實事惠民，本就是李德生孜孜以求的事。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李德生任定遠縣知縣，在署衙大堂題：“與民相見”，楹聯為：“早坐堂，早結案，早完國稞，勤勤慎慎，從此地做去;不想錢，不生氣，不縱家丁，安安祥祥，向其中討來。”李德生言行一致，興利除弊。據民國《新纂云南通志》記載，李德生在任定遠知縣期間，減徭役，省催科，隆學校，修橋梁，纂輯縣志;課士勤懇，講貫不輟;有以小故興訟者，善語解之，使之帖服感化。蒞任六年，定遠(今牟定)大治，士民咸戴其德。其間，短暫署理大姚縣知縣三個月，頗多善政，大姚百姓竟為他立長生祿位。
探尋李德生一生行跡，勤政愛民、清廉自守、克勤克儉，在處境艱難時從未易其志。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德生調任易門縣知縣，初抵任時，遇到重重困難，尤其是在銅政方面壓力甚大。他曾經寫過一首《易門即事詩》，道出其當時的心境。
宦跡蓬飛兩鬢殘，笵甑褚笠守儒寒。
學為廉吏談何易，博得循聲稱亦難。
才短愧無新雨露，事忙懶換舊衣冠。
何時閑散償歸志，平子臺前把釣竿。
此詩描述了一位千里為官、四處奔波、兩鬢斑白的中年官員，不改讀書人清寒本色，志做清官循吏，常為自己能力不足，沒有給老百姓帶來新的恩惠感到慚愧。因事務繁忙，時常懶得換掉身上的舊衣帽。只希望在空閑之時，回歸山野田園，在河邊釣釣魚，享享清閑。
從詩中可以看出，李德生苦悶彷徨，但初心不改、志氣不衰。他深入研究銅務，寫成《銅政論》，下決心革除弊端，改進銅礦管理辦法，經過治理，銅產量大幅增長。李德生續修的易門縣志《銅政論》中記載：“易門縣香樹坡、萬寶、義都三廠，每歲額辦銅五十八萬斤。”這個數量占了滇省額銅的百分之九，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覷。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德生擢升鎮雄州知州加一級，同年10月，又加同知銜。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再次以在易門辦銅有功，擢升東川府知府。任職期間，李德生以民生為要，體恤民苦，仁政惠民，深受百姓愛戴。《東川府續志·循吏篇》記載：“知府李德生，性仁愛，教民勤儉，捐置義地，廠欠有逃亡者稟請豁免，硐戶子孫得以復業，為惠尤巨。”廠欠，是由于放本收銅政策中官收余銅定價過低，廠民入不敷出，所產余銅不足以抵補已領官本所導致的問題。由于道光年間銅礦衰落，若礦產不高或礦質平常，則不敷成本，爐戶等不特無利可圖，而先領之工本又已用去，不能繳還。積欠工本之人赤貧無力，是為“有著廠欠”;倘有逃亡，即為“無著廠欠”。當時的東川府礦廠，大廠礦丁六七萬，次亦萬余人，由于銅產量萎縮，廠欠者不在少數。廠欠得到豁免后，受益者眾多，李德生此舉保發展、保民生、保穩定。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東川府城垣坍塌，李德生稟請重修，并帶頭捐銀，共籌捐銀16366兩，未動用府庫的一兩銀子，便開始重修城垣。重修后的府城，在原基礎上加高三尺，內墻改用方石扣砌，另用凈土筑填牢實，較之前更為堅固。值得一提的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東川府巧家廳湯丹廠，百姓為爭飲水突發聚眾持械斗毆傷斃案，史稱“湯丹案”。李德生聞訊，經兩個晝夜抵達現場，處置審理。他堅持將案件處置妥當，沒有釀成大事端。時任云貴總督林則徐高度贊賞稱，李德生為官不負所學，所辦湯丹一案，誰能如是、肯如是、敢如是。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李德生請辭，朝廷未批準，繼續留任東川知府。清咸豐二年(1852年)，李德生以疾終于東川府官邸，享年71歲。為清官，靠操守，更靠堅守;做循吏，要政績，更要政聲。李德生求仁得仁，學為廉吏得循聲，受到后人褒揚。《定遠縣志》《易門縣志》《大姚縣志》《東川府續志》等志書以循吏立傳，記載其事跡。民國《新纂云南通志》第一百八十三卷，以名宦為李德生立傳。（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