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楊絳正在上高中，當時她還叫楊季康，學校在暑假期間舉辦了“平旦學社”講學，老師要求她做記錄。
楊絳以為做記錄就是做筆記，就滿口答應了，到了現場才發現，自己被安排上臺記錄。讓她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不僅要上臺做記錄，還要跟那些元老級別的老師同臺記錄。面對臺下烏壓壓的人群她是又緊張又害怕又羞愧。
等她好不容易調整好心態準備記錄，卻發現聽不懂主講人章太炎說的杭州官話，這可是致命的問題。作為一個記錄員聽不懂主講者說什么，只知道章太炎談的是掌故，但說的是何人何事，她完全聽不懂，也不知從何處記。要不假裝在仔細記錄？裝也得裝得像吧！要不亂寫？可寫好交卷怎么交代呢？要不畫圈圈，畫杠杠，可萬一給人識破豈不是更糟？此時的楊絳非常尷尬，恨不得演講趕快結束，她好溜之大吉。但是她不能，只能硬著頭皮坐在那里。
楊絳考慮了很久，決定放下筆，靜下心來聽章太炎講課。即便如此，她還是聽不懂一句，只好眼睜睜看著章太炎。而章太炎在侃侃而談的同時，也頻頻回頭看那個一字不寫的記錄員。就這樣一直挨到結束，楊絳交了份空白的筆記就走了。
雖然暫時擺脫了尷尬，卻擺脫不了媒體的報道。第二天，楊絳就上了報紙，報上說：“章太炎先生談掌故，有個女孩子上臺記錄，卻一字沒記。”不出楊絳所料，等到開學，同學們把這個新聞當作笑料大談特談。老師也無奈地對她說：“楊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裝樣兒寫寫嗎？”其實，老師讓楊絳做記錄，只是走個形式，沒有指望她能記錄什么。
但這就是楊絳的性格，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裝腔作勢、不弄虛作假，大大方方做人。（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