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將軍，在戰場上運籌帷幄、叱咤風云，戰功赫赫。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之前，聽說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卻提筆寫了一份《降銜申請》：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帶四星，心安神靜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里，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么？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
他，就是開國大將許光達。
有功卻不居功，榮譽、待遇面前不伸手。許光達一生都是如此。
1960年，由于自然災害，全國糧食減產。當時，軍隊的條件稍好一些，一些部隊干部親屬便從農村跑到部隊長吃長住。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許光達主持召開裝甲兵司令部黨委會議，作出一項決議：“困難期間，司令部機關的干部要動員親屬不要來北京；已經來的，要動員其盡快回去；凡是來探親的，只允許住3天，就動員他們返回原籍。”
沒想到這個決議剛頒布沒幾天，許光達的四哥許德富和六弟許德強也來到北京投奔他。頓時，整個裝甲兵機關大院的干部和家屬都瞪大了眼睛，注視著許光達。妻子鄒靖華為難地說，四哥和六弟這次來，不但不能留他們長住，還得攆他們走，這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但按照規定，鄒靖華還是向許德富、許德強兩兄弟提出勸回。
許德富一聽惱了，他認為是許光達想趕他們走。兩兄弟悄悄進了許光達家廚房，把櫥柜一一打開查看了一番，看到家里確實沒有多少吃的東西，就問廚師：“他們平時就吃這些東西嗎？”“實話跟你們說吧，首長家里也吃上了小球藻。”廚師指著門口一只水缸里養的綠乎乎的東西，“這就是家里養的小球藻。”許德富、許德強看著缸里的小球藻，非常驚訝，原來將軍家里也吃上了替代食品。兩兄弟最后僅在北京住了兩天，就踏上了返鄉的列車。
1957年，許光達的父親去世了，按照當地風俗喪事要隆重操辦，況且家里還有個兒子在北京當大官，似乎更應該講講排場。為此，湖南老家的幾個兄弟拍電報讓許光達趕快回去主持喪禮，并帶回供親屬做孝服用的白布。
許光達見狀，對妻子說：“爹爹去世，我理應回去，盡盡做兒子的孝道。可是，哥哥們要大搞排場，點名讓我去主持喪禮，光是白布就要帶回幾十匹，這怎么行啊！中央號召移風易俗，只能從簡辦喪事。況且回去會驚動許多地方官員，一個共產黨的司令，帶著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為父親送殯，這和國民黨的官僚有何區別？不回去，從維護黨的威信來講是應該的，但親人們會不理解。”
一邊是過世的老父親，一邊是移風易俗的中央政策，左右為難后，許光達終于下定決心，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風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帶著200元錢，代他回鄉料理喪事。政治干事從湖南回來一報賬，喪事共花費了150元。后來，許光達的母親去世，家鄉親屬再也沒人提出大操大辦了。
許光達將軍對兒子許延濱管教很嚴。在許延濱小的時候，有一次許光達下班回家，看見一群孩子在司令部大院吵嚷，相互比誰的爸爸官大。許延濱跑到他面前問：“爸爸，你的官大不大？”許光達平靜地回答：“不大。爸爸的官小，只是個人民的勤務員。”
這件事引起了許光達的警覺，他立下了三條規矩：一是孩子上學就住校，讓其從小就過集體生活。二是嚴格控制孩子的零花錢，生活標準向工農子弟看齊。三是不準司機接送孩子，讓他自己上學。另外，他還嚴格警告許延濱，在外面不準打父親的牌子。如果對別人講自己是許司令員的兒子，就不準回這個家。
許延濱嚴守父訓，從不對別人講父親是司令員。從小學到中學，他填表時只填母親不填父親。許延濱高中畢業了，因為他品學兼優，學校準備推薦他出國學習。可是，當審核其在學校填的各種表格時，發現“家長”欄里只有母親的姓名，沒有父親的姓名。他的父親是誰呢？學校負責政審的同志來到許延濱家中，見到許光達后，才知道許延濱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許光達司令。許光達常說，生了孩子就是給社會添了一個成員，父母就要對社會多負一份責任。對子女要嚴格要求，讓他們學點真本領，讓他們懂得“靠老子吃飯”是沒有出息的。
1952年，中央決定軍隊的大批干部轉業到地方工作，裝甲兵系統同其他系統一樣，也要轉業一批干部。妻子鄒靖華的情況，本可繼續留在軍隊。可是，許光達卻動員她響應黨的號召，轉業到地方工作。鄒靖華一時難以接受：“軍隊是你我成長的搖籃。我們的青春是從軍隊開始的，我們的革命道路是從軍隊起步的，我們的事業是在軍隊里建設的，怎么舍得離開呢？”
聽聞妻子的言語后，許光達勸道，“國家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人啊。我是司令員，你應該帶個頭。你帶了頭，是為了我在干部面前說話更有號召力。”于是鄒靖華這位1938年參軍的老戰士，帶頭脫去了軍裝，轉業到重工業部有色金屬設計院政治部工作。（陳銀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