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青白江區清白文化館中的趙抃塑像（資料圖片）
中國古代政德文化中，官員的擔當作為是一項重要的內容。為天下擔當，為國家擔當，為民眾擔當，歷來為仁人志士所推崇。
元代政治家張養浩在其《牧民忠告》中就曾說過：“故凡居官，必先敢于負荷，而后可以有為。”他認為，當官者一定是敢于事先承擔責任，而后才可以有所作為。歷史上能夠擔當作為的清官良吏代代輩出，北宋時期的趙抃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為官清正，長厚清修，任殿中侍御史時，彈劾舉發不避權貴幸臣，聲名嚴正，京城稱他為“鐵面御史”。趙抃一生多次出任地方長官，每到一處皆以“勤政恤民”為懷，總是毅然擔當起完成大事、解決難事的重任，留下了不少除害興利、愛民如身的佳話，其中越州救災堪為擔當作為的典范。蘇軾曾稱贊趙抃：“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于全乎。”神宗皇帝也贊譽趙抃：“純明不雜，金玉自昭，至行足以美俗，雅材足以經世。”
據史書記載，熙寧八年（1075年）夏天，吳越地區（泛指今江浙一帶）發生嚴重的旱災。同年九月，趙抃出任越州政務長官。他事不避難，上任伊始立即擔當起抗災救荒的責任，審時度勢地制訂出救災對策與措施，“慮于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
首先，趙抃指示下達文書，了解各縣遭受災害的有多少鄉，百姓能夠養活自己的有多少戶，應當由官府供給救濟糧的有多少人，可以雇用民工修筑溝渠堤防的有多少處，倉庫里的錢糧可供發放的有多少，可以征募出糧的富戶有多少……與此同時，他走村串戶，撫問存恤，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摸清了災情，為有序開展救災工作奠定了基礎。
接著，趙抃根據越州共有孤老病弱兩萬余人需要賑救的實際，有步驟、有計劃地開展救災。他擔當注重實干，盡責見諸行動，按照舊例從府庫撥出糧食3000石，又從富戶和僧人道士那里籌集糧食48000多石，用來補助救災之需。十月初一開始發糧賑饑，規定每人每天領一升救濟糧，孩童每天領半升。趙抃擔心領糧人多出現擁擠，規定男女不在同日領糧，每人一次可領兩天的口糧。為了防止災民流離失所，趙抃在城鎮鄉村設置了57個發糧點，讓災民就便領糧，并且張貼告示，告誡富戶不要囤糧，可將糧食賣給那些買得起糧食的人。另外，趙抃還臨時設置了18個賣糧點，將府庫里余存的52000多石糧食，平價賣給災民。愛民利民，是他敢于擔當作為的底色。
趙抃還采用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民工修護了周長4100丈的城墻，按其工作量發給民工相應的工錢。他還勸導富人把錢借給窮人，等到莊稼成熟時，由官府督促債務人償還，對遭人遺棄的孩子，趙抃吩咐專人加以收養……他殫精竭慮地履職盡責，事事皆以善于擔當為支撐。
隨后，趙抃又千方百計做好救災善后安置工作。第二年春天，瘟疫流行，趙抃設立病坊十幾所，凡是生病的，發給醫藥食品；凡是病死的，派人安葬。按照以往的規定，遇災年給窮人發放救濟滿三個月就停止，這年發放到五個月才停止。對于不合乎舊制的做法，或是上級尚未批復的奏請，只要有利于救災，趙抃一概自己擔責，決不因此連累下屬官員，并總是吩咐他們盡快施行。在救災的日子里，趙抃日夜操勞，有時雖感疲憊不堪，仍舊“力不少懈”，事情無論巨細必親自處理，并且傾其家資幫助災民，“所至善治，民思不忘”。
越州雖遇嚴重的旱災，但災民還能“生者得食，病者得醫，死者得葬”，社會基本穩定，這都多虧了趙抃救災組織得當，計劃周密，措施有力，既有敢于擔當的胸懷和氣魄，又有善于作為的本領與能力。
幾年后，曾鞏特意來到越州，了解趙抃的救災事跡，深深地被趙抃的擔當作為所感動，于是寫了一篇經典散文《越州趙公救災記》，由衷地贊嘆：趙抃的施政雖然只在越州一地，但他的仁愛卻足夠昭示天下；趙抃的救災措施雖然只利于一時，但他的擔當作為卻足夠傳承后人。
《圍爐夜話》中說得好：“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古人提出的這四“看”，主要是指在人生中的各個關頭，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擔當、胸懷、修養和境界。趙抃越州救災，“君子任職，則思利民”，既有迎難而上、挺膺負責的氣魄，又有統籌謀劃、協調關系的智慧，更有躬親實踐、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敢于擔當，善于擔當，顯示出少有的吏德與吏才。
人世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擔當與責任，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責重山岳，能者方可當之”。今天，我們也應砥身礪行，真正成為擔當作為的“能者”。（史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