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在元朝誕生的五六百種雜劇中，關漢卿所創作的占到了十分之一。作為元雜劇的奠基人，關漢卿長期生活在市井百姓中間，深刻體驗了民間悲喜與人情世態，從而在劇作中能如實反映普通人的情緒、愿望和要求。為了更好描繪當時的社會風貌和百姓生活，關漢卿慣于使用民間口語，并加工提煉形成獨具風格的戲劇語言，被后世評價為“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這揭示了一個道理：文藝活動只有不斷深入群眾、融入群眾，了解掌握他們的思想情況、生活狀況，才能創作出既有藝術高度又有情感溫度、膾炙人口的好作品。
1942年，針對當時專業文藝領域內出現的一些不滿現狀、遠離群眾的文藝傾向，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了“文藝作品給誰看”這個問題，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并以此告誡廣大黨員干部要重視實踐，開展任何工作都不能脫離群眾。
從小到大，由弱變強，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創造一個又一個傳奇、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就在于始終與人民群眾在一起，將自身融入大眾之中。
在黨的早期成員中，很多人是知識分子出身，為了向工農大眾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們穿起工裝，學習工人的日常語言，與工人們一同勞動、打成一片。如，鄧中夏起初在北京大學參與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其后長期在北京長辛店從事工人運動，主辦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建立工會。憑借著開展工人運動的經驗，1925年，他參與組織和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再如，蔡暢同志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和組織女工開展秘密斗爭。正是在同工農相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經掌握群眾”，變成移山倒海、改天換地的物質力量。
不論是藝術活動或社會活動，本質上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由此聯想到，當今的一些領導干部，要么平日里足不出戶，要么習慣于高高在上，與基層群眾鮮有來往，通訊錄里也沒有工農朋友，偶爾下個基層基本上是走馬觀花的“套路”，如此不接地氣又怎能體察民情？兩耳不聞街談巷議，兩腿不沾公交地鐵，只進高檔酒樓不去街邊小館，菜市場長什么模樣都不知道，又如何正確作出事關民生的重大決策？
革命、建設、改革，我們黨一以貫之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被實踐證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法寶。1963年1月，77歲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島考察。路過瓊海縣城時，當地陪同人員提出來請他到縣委休息一下，但他一下車就轉到集貿市場里頭，詢問菜多少錢一斤，魚、肉多少錢一斤，抓緊一切時間進行調研。正是在這次考察后，他再次向中央建議“海南島是我們祖國的一塊寶地，應抓緊開發”，并對開發的方向和政策提出具體意見。在提出地區開發的政策建議之前，先對菜價這類“小事”進行實地調查，可以說，俯身的姿態決定了登高的視野。
回溯歷史，《孟子·梁惠王下》有云“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告訴人們有好的音樂與其自己獨享，不如讓大家一起來欣賞，其中樸素的共享精神和融合思想，蘊含著深刻的治國理政智慧。今天的領導干部當有所悟，再莫將自己封閉在狹小的空間內，更不能將自己的工作圈、交際圈、生活圈與普通群眾割裂如楚河漢界。只有經常走出辦公室，走到市民廣場、走進鄉間田野、走入車間廠房，才能贏得眾志成城、眾望所歸的“眾樂樂”。（尉承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