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這座城市血脈中傳承著紅色基因。據相關資料統計，上海有革命遺址657處，現存440處。這些革命遺址中，與我們黨直接領導相關的有456處，位于靜安區江寧路673弄內的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就是其中之一。當我們穿過一條條頗有年份的老弄堂，來到這幢飽經風霜的標準石庫門建筑前追尋紅色文化時，我們的心靈深處又一次受到震撼。
1930年，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回上海后，鑒于之前由個人攜帶、保存文電的方式極不安全，并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報中央文件數量大幅上升，在周恩來建議下，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號（今江寧路673弄10號）租下一處房子，設立了一個閱文處（從屬于中央秘書處），黨內同志稱之為“中央文庫”，專供中央領導閱辦文電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并規定個人不許再帶文件回家，由閱文處統一保管。到了1931年，“中央文庫”已收集20余箱文件、資料。為了妥善保管這些秘密資料，周恩來曾特地提出“區別不同情況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見，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個《文件處置辦法》，對應當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圍、內容和編目方法作出了明確規定。同時，這里還承擔了黨中央重要文件資料的收發、保管及秘書處部分機要工作，周恩來、鄧小平、項英、博古、王明等領導人的身影也經常出現，這里還曾是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所在地。
只不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環境下，一切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這里也以隱蔽的方式而存在。閱文處先由文書科主任張唯一負責，他雅號“張老太爺”，喬裝成木器行老板，與“兒子”“兒媳”居住在這里。1931年初，秘書處另一工作人員張紀恩化名“黃寄慈”，說自己是“小開”（富二代），以父親名義繼續租下，對外自稱來滬求學。他與妻子張越霞住樓下，樓上亭子間住著兩位女中共地下黨員：周秀清（又名仇愛貞）和蘇彩（又名蘇才）。周秀清以張家“娘姨”（即傭人）身份住在這，幫助張紀恩帶出生不久的女兒。蘇彩則因懷孕住在此，公開身份為房客。樓上廂房供中央領導閱文、起草文件和開會。當時，許多中央領導經常到此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或批閱文電，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開會內容就是在這里討論商定。各部委非急用的文件、電報、書刊等也由閱文處集中保管。當時閱文處還承擔了中央秘書處的文電收分發、藥水密寫、刻蠟版、油印等工作。為防巡捕搜查，樓上房間被布置成單人間，有床鋪，就連洗臉盆架上都放著毛巾、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一應俱全。張紀恩對外宣稱樓上登報招租，租給從不相識的人。他平素編好這樣的話，以便萬一樓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脫責任。盡管閱文處的運行如此周密和細致，但驚心動魄的時刻意外降臨。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6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6月23日凌晨，閱文處門口突然響起了急驟的敲門聲。張紀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門聲中，不得不去開門。在開門前，他把灶間窗臺上的淘米籮取下——那是暗號，取下后表示發生意外。開門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好在前一日中央已派人運走了存放在樓上廂房的兩大木箱文件，巡捕除搜到共產國際文件、王明的手稿各一份外，一無所獲。張紀恩用事先編好的口供來應付，說自己是“小開”，樓上是他“登報招租”的房客，那些文件與他無關，但還是無濟于事，他們夫婦仍遭逮捕。張紀恩又按照事先編好的口供說周秀清是傭人，蘇彩則是房客因懷孕而住在此，與此事無任何關系，巡警放掉了周、蘇兩人。當時張紀恩妻子張越霞的衣袋里放著一張紙條，寫著一位名叫羅曉虹的聯絡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張紀恩悄悄提醒了妻子，張越霞趁巡警不注意時放進嘴里吞下，這樣才使羅曉虹免遭逮捕。張紀恩被巡警用手銬將他與妻子銬在一起后，輕聲對張越霞說：“我們要經得起考驗，不動搖，對黨忠誠?！睆堅较驾p聲對張紀恩說：“你放心！”他們都明白，這一回被捕，恐怕兇多吉少！張越霞曾回憶，她和張紀恩被巡警用一副手銬銬在一起帶走的。臨走時，她用暗語對“傭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拜托她把女兒帶好，并請她把被捕的消息轉告有關“親戚”。張越霞所說的“親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這里來的幾位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張紀恩夫婦被捕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經審問，便于6月24日轉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區法院”，后又轉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觀的國民黨偵緝隊的拘留所。半個多月后，他們被移送到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張紀恩作為“政治犯”，由國民黨上海軍法會審處主持審訊。經過審訊，根據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張紀恩被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判處5年徒刑，但只關了3年多，便被釋放。內中原因是當時蔣介石和汪精衛“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張紀恩被減刑三分之一。
慶幸的是，由于事前的充分準備和精心策劃，張紀恩僅受牢獄之災。更為幸運的是，中共中央閱文處遭到的破壞也不嚴重，在向忠發叛變當天，周恩來迅速布置將中央機關和領導人轉移，并將僅存在那里的兩大木箱文件及時運往他處。其實，早在1930年底，隨著閱文處的文件越積越多，就引起了周恩來的擔心，他認為一旦遭遇搜查極易暴露，于是指示張唯一將閱文處保管的文件，轉移到張在法租界的另一處居所。正因為周恩來的未雨綢繆，閱文處及張紀恩等人才能在極為危險和緊迫的形勢下，沒有遭受重大損失和劫難。
中共中央閱文處雖數度變遷，歷經危難，但在周恩來等領導的帶領下，依然從容應對重大事件，諸多重要材料也得以妥善保存，“中央文庫”名副其實。193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機關陸續由上海遷往江西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陳為人（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和妻子韓慧英（黨的地下交通員）接受指派，留在上海守護“中央文庫”。1936年秋，黨組織鑒于陳為人因過度勞累身患重病，決定將“中央文庫”交給別的同志繼續管理。新中國成立后，這批黨的早期原始檔案資料完好無損地入藏于中央檔案館，成為彌足珍貴的紅色文化遺產。
穿過歷史，回到現實，隨著上海市舊區改造工作的推進，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所屬的78號街坊地塊已實行動遷。雖然因有關部門重視，閱文處舊址得到保留，但僅是對這座孤樓進行保護。讓我們看到希望的是，隨著上海深入發掘黨的誕生地紅色文化，建設“三大高地”延續紅色征程，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將恢復原有風貌，增添文物、文獻、資料，籌建陳列館，對外開放。屆時，這處集重要機關、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于一身的紅色文化遺產，不僅再現中共中央早期在滬機關開展革命斗爭的歷史縮影，還是見證“紅色上?！憋L雨歷程的“活化石”。（張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