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史書，凡青史流芳、為人稱頌者，無不是頭腦清醒，循理依法，逢利必思害，遇福必慮禍。
《國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楚國的斗子文有很多的政績，楚成王時常要給他一些賞賜。一到這時候，他就逃走，等成王不賞賜他了再回來。有人對他說：“人生誰不求富，你何必逃避呢？”斗子文說：“從政是為了庇護老百姓，老百姓的財物空了，而我卻得到了富貴，這是用百姓的怨恨來自封，那不是找死嗎！我是在逃死，不是逃富。”
好一個“不是逃富是逃死”！這是多么有自律、明大義啊！古人所說，自知者明，自勝者強，大概指的就是這類人。
實際生活中，有的人認為，收禮與坐牢很遠，貪腐與死亡更遠。殊不知，不懂得“逃富”，不知自律，收受賄賂，等到黨紀國法找上門來，再想收手已經晚了。可以說，不懂得“逃富”的深意，貪欲膨脹，大量斂財，無異于自尋死路。
柳宗元筆下有一動物，名曰“蝜蝂”，對“財物”來者不拒，越背越多，身累而死。現實中的“蝜蝂者”何其多也。其結果，正印證這樣一句話：“貪如火，不遏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則滔天。”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一次，胡太后恩賜朝廷百官絹帛，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力氣往回拿，不限數量。百官個個傾盡全力，抱著絹帛回家。章武王元融和尚書令李崇拿得太多，以至于途中跌倒，扭傷了腳踝。太后便不給賞賜，讓他們空手回家，一時淪為笑談。而侍中崔光只拿了兩匹布，太后問他：“你為什么拿得這么少？”崔光回答說：“我只有兩只手，所以只能拿兩匹，這已經夠多了。”
可能很多人會認為，面對別人送上門的錢財，不拿白不拿，拿了可能就發財了。殊不知，天上掉餡餅之時，也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時。也許，收受賄賂多了，可能會財物盈門，但距離發財之日近了，距離身陷囹圄也就近了。況且，收受不義之財，即使鼓了腰包，甚至金錢滿屋，但超出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只能藏著卻不敢花，甚至還得裝窮以避免被別人發現。這是何苦呢？
明代的嚴嵩，但求富貴，大肆斂財。其垮臺之后，有人把他生平搜刮所得的稀世珍寶列出清單，名曰《天水冰山錄》，洋洋大觀，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不知“逃富”者，大抵就像嚴嵩那樣，發財一時，遺臭萬年。
歷史證明，為官之清，首要的是“清醒”。面對商販送來的五百兩白金，高漢筠說“吾有正俸，此何用焉”；面對他人獻出的能照二百里的寶鏡，呂蒙正講“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面對家人建議大建宰相宅，李義琰道“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咎”；面對有人獻的紫團參，生病的王安石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這些人是何等的清醒！他們能保持一輩子清廉、留下恒久的口碑，也就不為怪了。
自覺“逃富”，保持廉潔，乃為官應有的操守。這與我們黨提倡的“當官發財，當走兩道”，具有一致性。
古之為政提倡三種境界，即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尚名節而不茍取，見理明而不妄取。我們黨要全面從嚴治黨，實現“不想腐”，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黨員干部非有此三種境界尤其具有“理明”之境不可。
一定意義上講，古人的“理明”，就對應今之黨員干部的信仰、信念、理想、宗旨、黨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標準”。黨員干部一輩子守住底線，追求“高標準”，就能成為“逃富”之人，成為群眾贊譽的人民公仆。（桑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