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熱茶、一個微笑或者一句暖心的話都能讓人感受到善意的溫度。
到今年10月，我調整到案件審理室已經22個月，與很多違紀人員進行過審理談話，從剛接手第一件審理談話時的慌亂無措，到現在每一起談話的真誠以待，都讓我越來越喜歡這份給自己升溫也給別人加溫的工作。
去年1月，初接的第一起審理談話，是黨員楊某城，思茅區交巡警大隊的一名協警，因為通過向扣押的走私貨品車主索要錢款后對所扣押車輛放行，被區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楊某城被黨紀立案后，得知自己要被開除黨籍，便以法院判決不公為由，多次找鄉鎮紀委領導，要求紀委協調法院重新審理。我與楊某城的第一次審理談話并不順利。楊某城情緒激動，提出給走私車放行現象普遍，自己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法院處理不公平。作為一個將近有二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力陳黨章規定，對黨員的處分是基層黨組織集體決定的，表明他已經說服所在支部的黨員可以原諒他的錯誤，不出具對其開除黨籍的基層意見……“你說我的工作是是協助國家工作人員履職，職責所在，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我理解了，可我所在黨支部的黨員和鄉里鄉親都能原諒我的錯誤，為什么組織因為這么一次錯誤就要把我開除黨籍？我不服！”我沒有打斷他的話，急匆匆找出筆記本仔細記下他的任何“理由”。待楊某城情緒穩定后，我拿出對我還是生硬晦澀的法規分類手冊，指著條文讀給他聽對受賄罪的定性和解釋，又翻出黨員判刑后相關黨紀條規的規定只能是開除黨籍的條文讓他自己看，也許是這種生硬的方式讓楊某城覺得沒有說服力，所以他固執己見，根本聽不進我的話，也拒絕在審理談話筆錄上簽字。于是，我決定中止談話，請楊某城過幾天再來。
第二次審理談話前，我專門找到楊某城曾經的領導，詳細了解楊某城的家庭背景、生活和工作情況。楊某城的父親是中學老教師，也是一名老黨員，從小對楊某城的家教比較嚴格，受家庭教育影響，楊某城還在部隊服役時就經過各種考驗入了黨，退伍后，楊某城到交巡警大隊做了一名協警。因為父親生病臥床，妻子沒有工作，有兩個孩子要撫養，因此受刑事處罰后，楊某城丟了工作，生活失去了來源，怕被父親知道此事后病情惡化，所以，思想波動較大，感覺前路渺茫，情緒低落，非常抵觸組織對他的處理。有了這些“情報”后，我對與楊某城的第二次審理談話增添了幾分把握。
幾天后，我打電話給楊某城，通知他來區紀委審理室。電話中，楊某城說自己剛參加社區矯正結束，馬上就到。十幾分鐘后，楊某城風塵仆仆地趕到了。我沒有和他聊案情，而是開始燒水泡茶，和他聊起了今年的茶葉價格。楊某城帶著情緒說：“總要找點事情做，這幾天春茶價格還算可以吧，現在只能回家盤盤那塊地，應該會有點收入，不至于餓死街頭！想想今年的春茶價格總還算有奔頭吧”我沒有在意他的語氣，請他先喝茶。轉入正題后，楊某城仍是重復上次的理由，無法接受組織對他開除黨籍的處理。我決定先不談處理問題，而是主動與楊某城聊起他今后的打算。說起茶葉生意，楊某城漸漸有了興致，計劃著把自家的茶地做成有機無公害生態茶園，再到村里收些散茶進行深加工，自己貼牌銷售。借著這個話題，我從做生意既能提高家庭收入，獲得老父親支持，又能贏得村里人的認可和尊重的角度，引導他打開擔心被開除黨籍后給老父親、昔日戰友、鄉親們丟臉的心結。在楊某城接受這個觀點后，我將話題轉到了組織對他錯誤事實的認定和處理上。我誠懇地對楊某城說：“老楊同志，人生路上人人都會犯錯誤，有些人犯錯無法回頭，有些人犯了錯誤還來得及，能否把犯錯誤作為人生路上的激勵和鞭策，就看你自己怎么看待了，何況，知子莫若父，你的父親和鄉親們都知道你是什么樣的人，不會因為你這次犯錯就否定你，看不起你。”經過2個小時的交談，楊某城逐漸丟掉思想包袱，表示愿意接受組織處理，并在審理談話記錄上簽了字、按了手印。
時隔一年，楊某城偶爾會給我打個電話，告訴我他在川渝商會旁開了一家土特產貿易公司，生意還不錯，自己貼牌的茶葉賣得也不錯，讓我有空一定去店里喝茶！
紀委監委執紀審查的目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審理談話看似是執紀的小環節，但每一個小環節都值得加入換位思考后理解的溫度，作為監督執紀監察工作的關口和出口，審理工作就應該用有溫度的談話把批評教育的紀律力量化為設身處地換位思考的情理力量以引導談話對象知錯悔錯改錯，從而真正達到挽救同志的目的。（思茅區紀委監委 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