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位于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獨秀的衡山之南，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相傳“北雁南飛，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稱“雁城”。衡陽擁有2000多年文字可考的歷史，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船山思想，“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濂溪精神，“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的玉麟風骨，“做老實人、辦扎實事”的元帥德行，彰顯著衡陽最有地域特性的“精神元素”，代表著衡陽最獨特的“精神標識”，在衡陽人的血脈中一直流淌，錘煉成一種性格、一種魂魄，激勵一代又一代衡陽人奮勇前行，生生不息。
周敦頤：濂溪一脈，湘水余波
蒸水河畔，拓里橋東，沿著蒸水風光帶步行不遠，可見“濂溪文化園”靜靜佇立，環境清幽。進到園內，門口牌匾上書“濂溪第二故里”六字，兩側則是“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楹聯，迎面擺放展現周敦頤與鄭向“甥舅情”的雕塑。這便是衡陽為紀念理學鼻祖周敦頤修建的紀念園。
周敦頤（1017年—1073年），字茂叔，謚號元公，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北宋思想家、理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理學鼻祖，稱“周子”。著有《太極圖說》《通書》，開宋明理學之先河，《愛蓮說》千百年來被世人傳頌。
周敦頤幼年喪父，隨母來衡陽投靠舅父龍圖閣直學士鄭向。他聰慧仁孝，深得鄭公喜愛，鄭公視甥如子，按鄭家敦字輩取名入籍，并親自為甥授課督學，全力加以培植。此間周敦頤一直在衡陽讀書成長，直到鄭向任兩浙轉運使疏蒜山漕河才隨母同遷潤州丹徒縣。
周敦頤從小天資聰穎，讀書勤奮刻苦，又特別喜愛西湖勝景，對白蓮情有獨鐘。于是，鄭向在鳳凰山莊宅前西湖池畔“構亭”（即愛蓮亭）植蓮。當時的西湖，地處郡城西關望湖門至安西門之間城外，因西湖塘而得名。“汪洋千頃，足稱偉觀”。湖中遍生野蓮。每年夏六月始花，一般盛于月中。若三五之夜，恰雨后云霽，白蓮受天地雨露滋潤，競相怒放，是時，月華如晝，花月交輝，滿湖縞素，如皚皚白雪覆地。
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少年時期的周敦頤提供了豐富的想象和創作空間，開啟了這位理學鼻祖的心靈之窗，此后周敦頤每到一地為官，都要在治所左上側旁鑿池種蓮，并且蓮池均稱“愛蓮池”，又在池上興建“愛蓮亭”，“以愛蓮名其居之堂”示民警己。
周敦頤出仕后多次回衡陽講學、探舊、訪友。30歲那年，他再次回到衡陽，在鳳凰山舅父鄭向的舊宅旁，建起“濂溪書院”，在此講學授徒。
周敦頤謝世后，衡陽人把對周子的敬仰、緬懷之情扎根于心底，在只有數萬人的衡州郡城（今衡陽市區）先后修建了五座規模宏大的紀念祭祀周子的專祠。此外，還保留了周子讀書地、鄭氏私學，后名周公館，又名濂溪別墅、愛蓮亭。紀念設施規模之宏大，數量之多，遍及城外半個衡陽城。
王船山：六經責我開生面
衡陽縣曲蘭鎮湘西村菜塘彎，地處湘江之西、蒸水左岸，背靠石船山，湘西草堂坐落于此。草堂依山而建，單門獨院，白墻黑瓦，院內茂林修竹，綠蔭如蓋。300多年前，蓄著長發、腳著木屐、頭頂大傘的王船山，在此潛修17年，發憤著述，終老于斯，寫下《讀通鑒論》《宋論》等320余卷、八百余萬字的輝煌巨著，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嘆為觀止的文化遺產。
王船山（1619年—1692年），名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今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石船山附近達32年，時人因而稱其為船山先生。他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因在哲學、政治、經濟、文學、史學、法學、軍事、天文、地理等方面均有建樹，學者們稱其為“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東方黑格爾”。
王船山4歲發蒙，7歲讀完《十三經》，10歲讀《五經經義》及古代哲學和史學典籍，12歲能吟詩作對，通曉文辭，以文會友，嶄露頭角。14歲考中秀才，入衡州府學。24歲赴武昌參加湖廣鄉試，中第五名舉人。翌年，他北上參加會試，由于農民軍起義，狼煙四起、時局大亂，科考之路戛然而止。之后清兵南下，王船山二兄、叔父、父親均死于戰火。
清順治五年（1648年），王船山懷著國恨家仇，在南岳方廣寺興兵起義抗清，因“機事不密”，以失敗告終。之后他來到肇慶，繼續追隨南明朝廷抗清。南明滅亡后，王船山為避清廷緝害，輾轉湘西以及郴、永、漣、邵間，隱姓埋名，藏身瑤洞，伏處大山，過著久無寧日的流亡生活。直至順治十七年（1660年），王船山來到衡陽縣金蘭茱萸塘，初造小室名敗葉廬，次筑觀生居，再徙石船山下，去觀生居二里許，筑草堂而居，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潛心著述”。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船山逝世于湘西草堂，終年74歲，葬衡陽縣曲蘭鄉船山村虎形山麓，遺命其子王攽、王敔以“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刊其墓碑，自題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邱，故銜恤以永世。”
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氣節和胸懷，對后代的影響綿延不息。其長子王攽“與弟齊名，著有《詩經釋略》”；次子王敔“學問淵博，操履高潔，時藝尤有盛名”，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譽。到道光年間，王夫之七代孫王世全不忘先輩傳統，為弘揚船山精神，于長沙匯刻王夫之遺著18種，名《船山遺書》。王夫之的思想和精神到晚清大放異彩，其后代出力匪淺。
光緒四年（1878年），衡陽縣令張憲和為崇祀王船山，在王衙坪王氏宗祠始建船山書院，湘學泰斗王闿運出任船山書院山長，一時有“學在船山”之稱。如今在衡陽，以王船山命名的有船山大道、船山公園、船山廣場、船山中學、船山小學，“船山蹤影”遍及城區各個角落，已成為衡陽的文化名片。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公開講話中多次提及王船山及其名言，體現了對王船山思想的推崇。2017年1月1日，總書記在元旦獻詞中又引用了王船山《尚書引義·太甲二》中的語句——“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借以勉勵全國人民順應時代大潮的深刻變化，與時俱進，以改革創新之精神，去實現中國夢。
彭玉麟：以寒士出，以寒士歸
在衡陽湘江東岸，坐落著一座古典江南民居，坐東朝西，白墻青瓦，磚木結構，進深一間，面闊五間，廳房后為小梅園。建筑門廳上懸掛著的木匾，鐫刻著“退省庵”三個鎏金大字。這便是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晚年居所。
彭玉麟（1816年—1890年），字雪琴，號退省庵主人，祖籍衡州府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渣江）。與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書。1890年病逝于衡陽，清朝追贈太子太保銜，謚剛直。湖北布政使陳寶箴送上挽聯：“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是生平得力語，萬古氣節功名都從此。”
彭玉麟視權位如草芥，以“不求保舉、不受官職”自許，曾六辭高官不就。他以習于軍營而疏于民政為由，請辭安徽巡撫；以不懂漕政、性情褊急、見識迂愚為由，請辭督掌八省的漕運總督這一“天下第一肥缺”。然而當國有危難，召之即來，披肝瀝膽，不辱使命。當法國侵略越南，西南邊境告急時，清廷命彭玉麟以兵部尚書的身份幫辦兩廣軍務，他以67歲高齡毅然受命，調兵遣將，重修炮臺，置辦團練，廣西防務迅速得到加強，為中法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中法戰爭結束后，他接連四次請求辭去兵部尚書。清朝廷對彭玉麟屢次辭官大為不解，彭玉麟上奏解釋說：“臣以寒士出，仍以寒士歸。”
彭玉麟嫉惡如仇，鐵面無私。譚祖綸是彭玉麟的部將，因其殺友奪妻，被彭玉麟聞訊后處斬。就連李鴻章的侄兒秋升依仗權勢作惡鄉里，也被彭玉麟嚴懲，縱使李鴻章的弟弟求情也未能免于死，以致當時流傳“彭公一出，江湖肅然”。面對強權和部下，彭玉麟堅持原則，不徇私情，即便對親人也是如此。外甥在他的轄區內任知府，由于貽誤軍機，被他下令處斬，誰求情都不放過。外甥死后，他撰寫挽聯一副：“定論蓋棺，總系才名害馬謖；滅親執法，自揮老淚哭羊曇。”
彭玉麟一生不治私產，個人生活極為節儉，以“不要錢”為生活準則。時人稱食多蔬素，少肉味。一件毛馬褂，有蟲蛀孔數十處，他還一直穿在身上。在外為官時，當得知兒子花費2000串銅錢對家中的三間土墻老屋進行修葺后，彭玉麟立刻寫信回去斥責。然而當國家及社會公益有所需時，他卻慷慨大方。彭玉麟早年率湘軍水師攻陷田家鎮時，清朝廷獎勵他4000兩白銀。面對數目不菲的獎金，彭玉麟卻選擇了救濟家鄉百姓和助學。為了傳承和發揚湖湘文化，1885年彭玉麟捐銀1．2萬兩，將當時位于衡陽城南鬧市區的船山書院遷至湘江中央的東洲島上，又聘請國學大師王闿運掌教，使得一時有“學在船山”之稱。去世前，他將為官幾十年的俸祿、養廉銀等加起來上百萬兩的收入，全部捐出來做軍費。
如今，彭玉麟捐建的彭氏私塾義學已成為渣江中學，培育了一代代學子。故居“退省庵”是衡陽著名的景點，也是衡陽市紀委建設的全市廉政教育基地，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和本地黨員干部參觀熏陶。
羅榮桓：做老實人，辦扎實事
衡東縣榮桓鎮南灣村是一個僅有百多戶人家、不足千人的小村莊。周圍被峻秀挺拔的金覺峰、鳳凰峰和蓬源軒環繞，叱咤風云的開國元帥羅榮桓就誕生在南灣村，并在這里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直到1927年4月離家，走上革命道路。
羅榮桓元帥在37年的革命生涯中，時刻嚴格要求自己，保持勤政廉政、勤廉為民的工作作風，保持勞動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毛澤東評價他：羅榮桓是個老實人。鄧小平評價他：羅榮桓是個厚道人。
在戰爭年代，風餐露宿、曲肱而枕對于羅榮桓來說是家常便飯。中央根據地內的祠堂、廟宇、草棚、茅舍，長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陜北的窯洞，沂蒙山的莊稼院，他都住過。嫌房子少、設備不好，則是從來沒有的事。羅榮桓曾對妻子林月琴說：“住的房子大小，看起來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們是黨的干部，要時時想到生活在基層的人民群眾，不能官越做越大，樓越住越高，而離老百姓卻越來越遠，什么時候我們都要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做老實人，辦扎實事。”
解放后，羅榮桓的名字傳遍了家鄉各個村落。黑田羅氏是衡東縣的一個大家族，羅榮桓同胞兄弟姊妹有8人。羅榮桓考慮到定會有親友以為他當了大官，來向他謀個一官半職或提出其他不切實際的要求。1949年11月，他打電話給剛剛到職的衡陽鐵路局局長郭維城，說：“衡陽是我的家鄉。會有很多人想通過你上北京來找我。你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到北京來。不能讓他們免費坐火車。”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羅榮桓的親戚的名義找郭維城，要求免票乘車進京，都被郭維城一一婉言謝絕。
羅榮桓留在湖南老家的女兒羅玉英，20多年沒有見過父親。1949年底，她聽說爸爸“當了大官”，就提筆寫了封信。羅榮桓回信教育她說：“你爸爸二十余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沒有財可發。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國家規定之待遇外，一無私有……不能對我有其他依靠。”玉英來京以后，羅榮桓鼓勵她首先要刻苦學習文化，后來她參加了工作，父親又要求她到基層、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此后，羅玉英去了北京郊區的一個農場，經過幾年的鍛煉，光榮地入了黨。
1963年12月，羅榮桓病重彌留之際交代子女：“我沒有遺產留給你們，也沒有什么可以分給你們的。爸爸就留一句話：堅信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真理，永遠干革命。”羅榮桓雖沒有什么遺產留給子女，但是給子女甚至全黨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財富，他的高尚品德和嚴謹家風被后人一代一代傳承。（肖湘東 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