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孔子一樣，墨子也出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針對周王室衰敗帶來的戰(zhàn)爭頻仍、民不聊生，兩位先哲各開出了一劑藥方，孔子的藥方上寫著“仁”，墨子的則寫著“義”。與孔子不同，有“平民圣人”之稱的墨子代表了小生產(chǎn)者及廣大百姓的利益，體察下層民情的墨家思想也成為春秋之際最著名的派別之一，并用獨特的方式承擔起治國安邦的重任。
墨子曾在一次旅途中，巧遇多年不見的朋友，朋友對他說：現(xiàn)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你何必獨自苦行呢？還是放棄吧！墨子不假思索地反問道：正因為如今沒有人行義，你作為朋友更應(yīng)該支持我，為什么要制止呢？
在朋友看來，墨子是孤獨的，但這并不妨礙“萬事莫貴于義”成為他一以貫之的行動宗旨。對于墨子來說，“義”的內(nèi)涵豐富而又深厚，一切有利于天地萬物和黎民百姓的言論與行動都可視為“義”。為民請命是義，濟苦救貧是義，仗劍行俠是義，維護和平是義，勤儉節(jié)用也是義。“義”，是墨子一切思想和行動的出發(fā)點和歸宿。
兼愛，墨子的根本大義
墨子行義，“兼愛”和“非攻”是最重要的兩項內(nèi)容，其中，“兼愛”更是墨子行義的目的和理想。
所謂“兼愛”是一種無差別的博愛胸懷，墨子認為，先秦社會之所以失范，在于人與人之間不能相愛，所以他倡導(dǎo)以愛自己的心對待他人，像愛自己家人一樣去對待別人的家人，愛自然，愛萬物，最終達到“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理想社會。墨子希望借此構(gòu)建愛的秩序，以求達到家庭和諧、社會和諧。置于今天，類似于既“自愛”又“愛人”，既“利他”又“利己”，從而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
在當時，許多人都認為墨子“兼愛”的社會理想難以實現(xiàn)，墨子便舉出楚靈王和大禹的故事。楚靈王喜歡細腰的人，所以他的臣下每天只吃一頓飯，一年后都餓得面黃肌瘦，宮中更是有餓死的情況出現(xiàn)。而大禹在治理洪水的時候鑿開龍門以利于居住在北方的人民，在東邊分九條河泄洪以利于冀州的人民，在南邊疏通長江、淮河、漢水等河流以利于荊楚和吳越的人民。兩相比較，楚靈王只顧一己的喜好而沒能兼愛臣民，最終失去民心、丟掉王位被迫自縊身亡。大禹則在治水的過程中兼愛天下，充分考慮了居住在不同地區(qū)百姓的用水需要，最后被推舉至天下共主之位，成為古時賢明的圣王。
“兼愛”更可以視為全社會共同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君主兼愛就會仁惠，臣下兼愛就會忠誠，父親兼愛就會慈藹，子女兼愛就會孝敬，兄弟兼愛就會友善。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不容許統(tǒng)治階層剝削人民而養(yǎng)尊處優(yōu)，墨子據(jù)此又引出了崇尚節(jié)儉，降低用度，反對奢華禮樂等主張，而其不變的根本大義便是“兼愛”。
非攻，所處時代的切實義舉
如果說“兼愛”是墨子心中美好的向往，那么“非攻”則是墨子在所處時代的切實義舉。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國紛爭，群雄爭霸。當時的統(tǒng)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顧人民死活，屢屢攻伐無罪之國。而“奪民之用，廢民之利”是墨子堅決反對的，他提出“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的非攻思想。
魯國著名工匠公輸般（亦稱魯班）與墨子生活在同一時代，當墨子聽聞公輸般為楚國制造進攻宋國的器械后，日夜兼程趕往楚國，并說服楚王放棄：這種侵略小國的行為如同富翁去搶乞丐的東西一樣可笑。接著，墨子又在與公輸般進行的攻守演習(xí)中取得完勝。楚王覺得顏面丟失，一心便想強攻。不料墨子堅定地說：那你就來吧，我的弟子們早就在宋國的城墻上等著你了。最終，墨子用其非攻策略化解了這場如箭在弦的戰(zhàn)爭，被后世傳為佳話。
墨子不僅阻止了楚國對宋國的侵略，還接連制止了魯國進攻鄭國、齊國征伐魯國的行為。不僅是墨子，他的弟子們也不畏強權(quán)，救困扶危，不惜用生命來踐行“非攻”的思想。面對趙國的入侵，墨家弟子革離曾孤身一人救援梁城，最終使十萬趙軍停下了腳步，避免了趙燕兩個大國間發(fā)生更大的戰(zhàn)爭。
墨子說：大國如果有不義的舉動，大家就一起阻止它；如果大國攻伐小國，大家就一起救援小國。站在今天來看，國家之間無論大小強弱都應(yīng)該平等交往，共同維護和平發(fā)展，最終達到團結(jié)友愛，互相幫助，也可以說是“兼愛”所追求的理想環(huán)境。
在朝要義政，在野要義行
在墨子看來，僅僅憑借自己的理想和勸說還不足以鏟除天下的“不義”，把“義”作為國家治理的綱領(lǐng)才是從根本上實現(xiàn)“兼愛”和“非攻”的大義。因此，在國家治理的方面，墨子主張以“尚賢”為首要任務(wù)。他還專門留有《親士》篇，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沒有比尊重和任用人才更加急迫的事情，一旦君主沒有了賢士，便沒有了可以商討國事的人。“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以“義”作為執(zhí)政的標準，任用賢士來治理國家是賢明的“義政”。正因如此，墨子十分推崇大禹和成湯，認為他們都是能體現(xiàn)大義的賢德之人。
既然君主任用賢士是國家大義的體現(xiàn)，那么對有義之人的培養(yǎng)則成為墨子十分重視的大事。有一次，墨子的得意門生耕柱不堪苛責，心中不平，便問墨子：老師，您那么多的學(xué)生，難道只有我就差勁得要時常被你苛責嗎？墨子聽后反問道：如果我要上太行山，你說我應(yīng)該用良馬拉車還是老牛呢？耕柱當即回答：當然是良馬了，因為良馬可以擔當重任啊！墨子說：正是因為你如同良馬，我才會一再地從嚴教導(dǎo)，對你要求苛刻。墨子責徒的故事流傳千古，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墨子作為老師的盡責和嚴厲，還有他為了天下“義旗”的流傳而盡的心血。
在傳統(tǒng)文化中，墨子“義”的思想對后人的道德觀念產(chǎn)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義”已成為個人修養(yǎng)的重要內(nèi)容。無論身處何時何地，我們都應(yīng)堅守心中的“義”，處理好“義”與“利”的關(guān)系，做一個對國家、社會、他人有益的人，做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