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并強調：“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今年10月，王岐山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指出：“文化自信是‘三個自信’的總源頭，要吸收中華民族修齊治平的文化營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堅守和弘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優秀傳統，把社會教化同國家治理結合起來，堅持做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人。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潔、鄙棄貪腐為價值取向，以廉潔從政法規制度為支撐，是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基礎，又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
在中國古代，“廉”是一個重要概念，它代表著一種政治思想主張和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一直受到圣人君子的崇尚。縱觀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它對歷代執政者的操守要求與為政規則一般不外乎五個方面：即重民生而知根本、畏法度而能自律、明廉恥而守氣節、崇節儉而重情操、知恩惠而思報國。在獨特而系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滋潤下，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顯得厚重和務實，它不僅對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政治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當前廉政文化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的順利進行具有較深遠的借鑒意義。
一、傳統廉政思想文化的形成
“廉”，在古代漢語中是指堂屋的側面，清代文學家朱駿聲對此做過比較準確的解釋，“堂之側邊曰廉，故從廣”。由于堂之側邊為平直、方正、有梭角，故廉又有正直、方正、干凈、節儉等道德含義。從古至今，“廉”都代表著人們對待財與利的一種正確態度。古人云：“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為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義之財，不貪不義之利，這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義利觀。在這種義利觀指導下行使公共權力的行政過程其實就是廉潔從政。要求官員能夠做到廉政，那么最根本的源頭即在于官員作為一個普通人，首先具有正確的義利觀和道德標準。
對“廉政”眾說紛紜，各有見解，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墨、道、法等四大家，他們的廉政文化思想對后世的廉政文化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中為政以德、以廉為本、廉政必先廉吏的廉政思想核心,作為彌足珍貴的思想和文化資源,為當今廉政文化建設提供了充分的營養。“禮治”和“德治”思想首先為孔子所倡導，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仁者愛人”、“修己以安百姓”、“禮，與其奢也，寧儉”等主張。孟子提出了“君民同憂樂”、“仁民”、“人不可以無恥”的思想；荀子提出了“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的思想。墨家是戰國時期最具“民本”思想的學派，提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十項主張，可見他們所倡導的是一個和平民主、平等博愛、賢人當政、崇尚節儉的和諧社會。道家代表老子則主張知足常樂、抵制貪欲、清心養廉的中庸觀念。在道家看來，統治者應該順應自然和社會法則，通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來追求人和自然的統一，從而實現自我約束。而在先秦諸子百家中，法家可謂是最忠實法律的一派，主張“以法治國”。在他們的廉政思想里，主張從人具有貪欲的天性出發，取消貴族和地主豪強的特權，從制度上設官分職，加強監督，以防止腐敗的產生。可以看出，法家的廉政思想較之前三個派系更具有強制性和約束性。從現代法治的角度來講，其在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廉政行為實踐上的部分內容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二、傳統廉政思想文化中的積極因素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禮、義、廉、恥被看成是“國之四維”。早在幾千年前，《周禮》就提出對官員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說一個官員必須具備善良、能干、敬業、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
廉政，在國家層面，是一種政治文明形態；對官員個人則是一種從政品質和風范。隨著歷史的積淀，經歷了無數思想家和歷代君王的倡導和實踐，我們對傳統廉政思想的理解和認識日益加深。經過歸納梳理，廉政思想集中表現為：以民為本、慈以愛民；持廉守正、儉以養廉；唯才是舉、任賢使能；德法兼施、重在明法；從民本、德治、勤政、節用、任賢、明法等方面構成了廉政文化建設體系。
一是民本思想，提倡為政者以民為本、慈以愛民。民本觀念是中國古代倡導的從政價值理念，是中國廉政思想的基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上至原始氏族部落時期，下至晚晴封建社會，勤政、愛民都是歷代統治者廉潔從政的必備條件，也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早在夏商周時期，就有“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和“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言論，這是“民本”思想推動統治階級從廉議政的最好反映。春秋戰國的動蕩，彰顯了民心向背的力量。老子曾說：“吾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他將“慈”放在首位，以強調對百姓的仁愛、寬厚是廉政的基礎。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孟子提出“民貴君輕”、“憂民之憂”及“與民同樂”。荀子則認為君民的關系好比舟與水的關系，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民本思想要求官吏關注民生。《三國志》言：“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凡屬把發展民生作為要務的官吏都受民擁戴，也為朝廷贊賞。例如，西漢宣帝時，渤海太守龔遂賑災民、選良吏、施教化、勸農桑，治理升平，后被《漢書》列為第一循吏。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順應民心、懲惡揚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民眾的意志彰顯社會的善惡。唐朝宰相狄仁杰為官，不媚上、不阿貴，始終保持體恤百姓的本色，做大理丞到任一年，便處理了前任遺留下來的諸多案子，沒有一人上訴伸冤，后被稱之為“唐室砥柱”。民本思想還體現于官員執政價值追求方面。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南宋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清代黃宗羲“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晚清龔自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無不彰顯了民本思想。
隋唐以后，民本思想通過科舉制度注入政治體制之中，造就了中國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氣質，形成了一股廉潔政治清流，源遠流長數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對封建政治腐敗現象起了抑制和延緩作用。
二是德治、勤政、節用思想，提倡從政者持廉守正、儉以養廉。中國古代的德治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堯舜禹是部落首領，更是道德楷模，他們和睦群體，禪讓而治。家天下開始后，夏商周三代統治集團很快認識到要“敬德、保民、配天”。勤于治業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品德要求，所謂“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官吏為民師表，應該是勤政的模范。“好廉自克曰節”，經濟與消費上的節儉與人格修養方面的節制，是中國古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一條法則，古人多有所論及。
老子說：“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他認為，節儉自恃，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條件之一。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說，統治者應該以身作則，起到表率作用。荀子說：“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認為一國之君的道德水平基本上代表著整個社會的水平。“圣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墨子提出了適度消費的理念，倡導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貫徹。清代名臣曾國藩是對勤政論述最多、踐行最好的政治家。他說：“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險遠之境，屈身經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復審閱。三曰手勤。易棄之物，隨號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僚，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累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舜曾教導禹要“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劉邦接受了陸賈所提出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文治為主、厲行節儉的簡約政治思想，其節儉務實的治國政策收到了顯著效果。漢初統治者嚴于律己、從嚴治吏的政策，廓清了社會風氣，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為西漢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三是任賢思想，提倡為政者唯才是舉、任賢使能。任賢使能，或者說“尚賢”、“任賢”，是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隨著王朝的頻繁更替，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們逐漸認識到了招納賢才的重要性。當然，任用清正廉潔、德才兼備的人是帝王得以勵精圖治的重要保證。春秋列國爭霸，賢人政治倍受推崇。孔子在選人用人上主張“舉賢”、“學而優則仕”，要求從文化素養較高的人中選拔官吏。孟子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荀子也高度推崇“尚賢使能”。墨子曾經系統論述“尚賢”的思想，“尚賢者，政之本也”，把使用人才上升為治亂興衰的根本國策。法家選官突出“能”而重“事功”。韓非子提出“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從我國古代的人才選拔制度來看，有原始社會的“選賢任能”民主制，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封建社會漢武帝建立察舉征辟制度，以及隋唐時興起歷時1300多年的科舉制等多種形式，歷史上也涌現出一大批像孫叔敖、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名垂青史的清廉官吏，這都體現了我國古代帝王對人才選拔和任用的重視。也正因為這些賢能人士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腐敗發生，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四是法治思想，提倡為政者德法兼施、重在明法。中國古代治理方法分德治、禮治和法治，明法之治是中國古代政治準則之一。說到中國古代的法治，可以追溯到夏朝時期，夏朝對貪的懲罰已有了正式的刑律。戰國時期，頒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經》，《大清律例》則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針對古代的法治，儒家治國出發點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孔子主張“為政在人”，他突出強調了“德治”要與“法治”相結合，孟子認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呼吁弘揚“先王之法”。荀子推崇規范之治，主張隆禮重法，“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認為統治者決定著國家“法”的效力，法律的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清正廉潔、靈活運用。法家從根本上崇尚法治，更重視刑罰的震懾制御作用。墨子認為“天下從事者，不可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明法治國根本在于加強統治，它的廉政意義在于，通過比較公正地執法，能夠維護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并對于統治集團的腐敗進行制約和遏制。具體表現在：一是限制皇權。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里，作為皇帝，一方面凌駕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也要遵循法律的規范。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堅持“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主張，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二是制約官僚權力。“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實質在于強調吏治的重要性。三是公正執法，既是示范，也是警示。例如，包拯畢生“以法律提衡天下”，“清廉嚴毅，不畏權貴”，其形象長期受到民眾尊敬和稱贊。包公形象和精神無疑蘊含反腐倡廉的重大力量。此外，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治中也最有特色并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察司法，使官吏能夠執法不阿，這無疑對促進中國封建社會進步、推動中國古代文明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三、傳統廉政思想文化對當前廉政文化建設的啟示
文化如水，滋潤萬物。中國歷來有重官德、修政德的優良傳統。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勤勞的中華民族創造了厚重的廉政文化。這些傳統的廉政文化早已深深地融入我們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范中，甚至內化為一種民族文化品格。我國的廉政思想文化不能埋沒于浩瀚的傳統文化中，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的引導作用。
一要挖掘傳統樹立典型，弘揚社會正氣。縱覽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凡是吏治比較清廉的朝代，就會出現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敗，官貪吏酷，往往導致政局動蕩，民怨沸騰，成為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一個內在原因。我們借鑒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就是必須把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作為教育重點，充分運用現代媒體，組織報紙、電視、廣播、互聯網、圖書，利用文化廣場、電子大屏幕、舞臺劇目、廉政文化建設陣地，切實加大對古代清官的廉政思想、廉政事跡、廉政言論進行宣傳，塑造可親可敬、可歌可泣的藝術形象，唱響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和正氣歌，使干部群眾在享受文化、參與文化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
二要全黨動員全員參與，提升個體素養。廉政文化建設不是哪一級領導、哪一兩個部門的事，而是全黨的事，全體黨員干部都有責任。每一個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都要把自己擺進去，參加廉政文化建設，接受廉政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在不斷地接受熏陶和教育中強化自己的廉政意識。建設廉政文化還需要廣大的社會組織和全體公民積極參與，“政府的廉政”還要有“廉潔的社會”來呼應和支持。要著力在全社會、全體黨員干部中保持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使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待學習與時俱進，把學習當作剛性要求，在學習中謀發展、抓工作、解難題、惠民生。在各自崗位上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創業，適應時代變化，解決知識斷檔、本領恐慌問題。對待工作全心全意，想辦法把工作變為職業，把職業變為事業，把心放在事業上，把事業放在心上，有勇氣、有正氣，工作認真踏實，盡到應盡責任。對待名利淡泊寧靜。牢記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頂得住歪風，管得住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態，不盲目攀比，防止心理失衡，言行失度，黨性失規。對待他人寬厚包容，學會自我克制、自我戰勝，以人為善，處理好人際關系，養成人愛人、人幫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風尚。對待自己嚴格自律，始終保持敬畏之心，自省自律之心，對黨敬畏、對人民敬畏、對人生敬畏，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本色，保持思想上的純潔。
三要科學規劃立足長遠，打造廉政精品。廉政文化建設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更不是權宜之計。各級黨委、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應立足長遠，科學規劃，把廉政文化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大文化”建設的整體規劃之中，納入廉政“大宣教”工作格局之中，一手抓高雅廉政文化建設，以理想信念、道德修養、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生活情操為核心，不斷提升黨員干部的思想境界、文化素質和道德情操；一手抓通俗廉政文化建設，根據不同群體對廉政文化建設多層次的需求，有針對性地創作一批基層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廉政文化作品，提高廉政文化建設的滲透力、有效性。要重點梳理地域廉政文化文脈，充分挖掘歷史底蘊，培育一批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時代氣息的廉政文化建設典型；加大廉政文化精品創作力度，高起點規劃和實施廉政文化理論研究，努力創作一批廉政文化專著、理論文章、影視、戲曲等精品力作，打響廉政文化品牌，為廉政文化建設提供有力保障。
四要深入研究創新思想，拓寬傳播途徑。創新載體，整合資源，探索廉政文化建設面向全社會的方法和途徑，提高廉政文化建設的感染力。發揮社會中介組織作用，把廉政文化更好地“滲透”到機關、企業、校園、農村、社區和家庭，“滲透”到課堂、電視、舞臺、報刊、街頭和網絡媒介之中。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革命傳統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黨員先進性教育基地，夯實廉政文化建設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同時，結合廉政文化建設的自身特點和規律，可與文學結伴，與藝術為伍，與各類教育基地融合，但最重要的應該是“堅持”，在堅持中提高，總結推廣。要自覺把區域廉政文化研究和建設放到全市、全省廉政文化發展大格局中去考慮、去研究，學習借鑒全省各地的先進經驗和做法，為我所用。（伍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