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
毛澤東不僅嚴于律己，而且嚴于律子。他雖然對子女疼愛有加，但絕不嬌慣，而是要求他們學會“夾著尾巴做人”。
李訥是毛澤東最小的女兒，毛澤東對她的教育格外嚴格。中學時代的李訥，讀的是實驗中學，干部子弟比較集中，但是，上了大學之后，身邊都是一些普通群眾的子弟，這對她的幫助很大，因為毛澤東一再嚴格要求她，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為是，不要驕傲，但她身上還是多多少少有這些東西。正好，大學有一門課講到《莊子·秋水篇》，這篇寓言記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與虛懷若谷的北海神之間的對話。河伯在對話中，意識到了自己的狹隘和淺薄。李訥讀后，思想上很有觸動，她覺得自己挺像河伯的，應該徹底地改變這一切，和同學們打成一片。于是，她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了自己讀《莊子·秋水篇》的體會。毛澤東看后，深為女兒的進步感到高興。1963年1月4日，他給李訥回信予以鼓勵。信是這樣寫的：“李訥娃：剛發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干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動權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沒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這就好了，這是大學比中學的好處。中學也有兩種人，有社會經驗的孩子；有嬌生慣養的所謂干部子弟，你就吃了這個虧。現在好了，干部子弟（翹尾巴的）吃不開了，尾巴翹不成了，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這就好了。讀了秋水篇，好，你不會再做河伯了，為你祝賀！”毛澤東的信，誠懇、真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李訥等干部子弟的毛病。李訥在給毛澤東的復信中，再次進行自我批評，并決心痛改缺點，振奮精神。1月15日，毛澤東又給李訥回信：“信收到，極高興。大有起色，大有壯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評，大有痛苦、傷心，都是極好的。你從此站立起來了。因此我極為念你，為你祝賀。讀淺，不急，合群，開朗，多與同學們多談，交心，學人之長，克己之短，大有可為。”
周恩來：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不少故鄉親友給身為總理的周恩來寫信，要求進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謀得一官半職。周恩來十分反感這種任人唯親的腐朽作風，認為新社會不能搞舊社會的裙帶關系。為此，他專門召集身邊親友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條家規”：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這十條家規是周恩來崇高品德風范的真實寫照。他是這樣定的，也是這樣執行的。侄兒周爾輝的父親是烈士，周恩來將其接到北京撫養。當時北京辦有干部子弟學校，是專門培養烈士、高級干部子女的。但周恩來沒有讓周爾輝上這樣的學校，而是讓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學住校學習，還特意囑咐無論是領導談話、填寫表格，還是同學交往，千萬不要說出與他的這層關系。后來，周爾輝在北京鋼鐵學院任教，1961年結婚，學院領導幫助他解決了夫妻分居的難題，把他愛人從江蘇淮安調到學院子弟小學任教。周恩來知道后批評道：“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市大量壓縮人口，國務院也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鄧穎超也從一邊給侄兒、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帶頭執行這項政策。”在周恩來夫婦的耐心說服下，侄兒、侄媳一起調回了淮安工作。
鄧小平：家庭和睦也是經常要做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人把民族、國家、集體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樣非常重視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鄧小平就是這方面的典范，他曾說過：“家庭是個好東西。”
早在1961年，鄧小平在接見參加全國省、市、自治區婦聯主任會議全體同志時就提出：“勤儉建國、勤儉持家應經常提倡，是長期要做的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經常要做的工作。要處理好的，一是夫妻關系，二是婆媳關系，三是妯娌關系，四是父母子女關系等等。”
鄧小平與夫人卓琳相伴走過了58個風云多變的春夏秋冬。夫妻恩愛，攜手白頭，心心相印，患難與共。鄧榕認為：“他們雖然表面上性格差別很大，但實際上他們有非常多的共同之處。比如說，他們兩個人都是非常真誠的人，他們都是很純粹的人，他們沒有那么多的心計，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比較簡單。實際上他們的心底，他們的內部，有很多內在的東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洽的。”鄧林說：“我沒見過我爸爸媽媽吵架。我覺得我爸爸媽媽他們兩個，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別信任，包括‘文革’后來被打倒，我媽媽也絕對沒有二心，一直跟著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關系，應該是個典范。”在孩子們的眼中，鄧小平既隨和親切，又有威嚴。在教育孩子方面，鄧小平總是做的多，說的少，身教重于言教。鄧楠說：“我父親是一個話很少的人，我們說九句，大概他能說一句話。所以他一般是聽我們說，除非我們說的話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說一句‘胡說八道’。”（王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