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國在嚴懲受賄行為的同時，存在對行賄行為懲處不力的現象，致使行賄行為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行賄案件易發多發，社會各界要求懲治行賄犯罪的呼聲十分強烈。筆者就如何加大對行賄行為懲處力度，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談談個人的認識。
一、當前行賄行為的種種表現
當前行賄行為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行賄案件數量、涉案人員和行賄金額呈現上升趨勢。行賄者為獲取利益，想方設法肆意行賄，致使行賄案件總體呈現上升趨勢；有的不惜送巨款、下重禮，行賄金額由少到多，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甚至達到上百萬；有的查辦一起受賄案件，帶出一串一窩行賄者，涉及人數多達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二是行賄行為逐漸向多領域、多行業滲透。行賄的對象由黨政部門領導、行政管理執法部門負責人、國企負責人擴散到組織人事、教育、衛生、司法機關、集體企業和事業單位一般工作人員等；行賄的領域由相對集中的工程承包、項目招投標、房地產開發、產品推銷、爭取資金向撥款、驗收、干部提拔、工作調動、職務晉升、子女升學、畢業分配等領域蔓延。三是行賄行為呈現出長期性、經常性現象。權力、金錢既是行賄的“武器”，更是行賄者追求的主要目的。行賄人為了與受賄人建立長期互助關系，打下權錢交易的牢固基礎，尋求更好的發展空間和環境，獲得更大的利益而進行長期“投資”、“放長線釣大魚”。四是行賄資金來源呈現公款化趨勢。現在不僅是機關、企事業單位用于行賄的資金來源是公款，而且一些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為了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也利用手中權力動用公款進行行賄。五是行賄手段、形式呈現多樣化、間接性、隱蔽性。有的把行賄與禮尚往來聯系在一起，借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生病住院之機贈送禮品禮金；有的采取“長期投資”、“集中突破”，“走上層路線”、“多層請托”、”人情公關”等方式行賄；有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有的根據行賄者的興趣愛好投其所好，贈送名人字畫、名煙名酒和珠寶玉石等貴重商品，更有甚者用女色透惑，拉干部下水；有的行受雙方為掩人耳目，防止走漏風聲，逃避相關部門的追究和反偵查的需要，掩耳盜鈴、暗度陳倉、心照不宣地炮制假發票、假借條，企圖掩蓋違法所得款項。行賄物品也由過去送金錢、電器、首飾演變為送期權、干股、房屋住宅、包辦出國旅游、幫助海外定居等。明明是價格不菲的“山珍海味”，卻聲稱“吃頓便飯”；分明是沉甸甸的“大紅包”，卻謙稱“一點小意思”等等。可謂名目繁多、花樣翻新、手段隱蔽。
二、懲處行賄行為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近年來，受賄者大都受到了應有的懲處，但行賄者卻很少被追究紀律和法律責任，這方面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一是打擊行賄的執法環境還不夠好。社會公眾對行賄的危害性認識不足，辦案機關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相互配合協作不夠，尤其是一些黨政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與反腐敗的關系，片面強調發展地方經濟，對外來投資者予以保護，當一些投資者行賄遭到查處時，往往偏聽偏信，干擾司法機關正常辦案，致使行賄案件得不到有效的懲處。二是體制、機制不健全，使行賄者有可乘之機。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特別是權力過于集中，行政權力介入市場過多，行政管理體制運行效率不高，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這些讓行賄者有了行賄、腐敗的空間和土壤。三是法律、制度的瓶頸制約了打擊行賄的力度。《刑法》笫389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構成行賄罪”。但何為不正當利益，法律并沒有明確，司法實踐中對此認識不一，影響了對行賄罪的及時有效打擊。《刑法》規定“對一般行賄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一般行賄罪”卻沒有具體的定量標準。標準定高了，防止犯罪的效果不明顯，標準定低了，執行成本太高，執行不了，又會損害法律的嚴肅性。《反不正當競爭法》、《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等，規定比較原則，標準比較籠統，在實際工作中，較難界定正常商業交往與不正當交易之間的界限。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對象是中共黨員和行政監察對象，但是有相當一批行賄者既非黨員，也非行政監察對象，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無權處理。由于我國在對行賄罪懲處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完善，行賄入罪的門檻較高，一些法規制度的“模糊帶”、“真空帶”容易形成行賄行為滋生的“溫床”和“避風港”。現實中，有行賄非罪化、量刑畸輕化的趨勢，對行賄者停留在誡勉談話、給個黨紀政紀處分就偃旗息鼓，尤其對以單位名義行賄，一個案件涉及到多名行賄者的行賄案例，有時往往法不責眾，只要說清問題，進行批評教育后就不予追究，鮮有定罪的。四是辦案機關為突破受賄案件，往往對行賄者網開一面。在查辦案件中，行賄人交待行賄事實，是受賄案件定罪量刑最關鍵、最有力的證據，如果對行賄人處罰嚴厲，勢必給辦理受賄案件增加取證難度。為查案需要，嚴厲打擊受賄罪，紀檢監察和司法機關常常過度運用“豁免規則”，積極鼓勵行賄人主動交待行賄事實，把行賄人變成受賄案件的證人。加之我國法律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可減輕或免除處罰”，因此，對行賄人主動交待的，一般不予處罰。五是執紀執法辦案機關缺乏必要的設備和技術，對行賄案件難于控制和發現。一些“正當理由”、“合法外衣”背后的行賄行為往往混雜于日常的工作聯系、人際關系、親情交往和“既得利益”之中，且大多數行賄受賄是在“一對一”的情況下發生的。有的行賄者作案時通常精心策劃，采用大量反偵查手段，行賄方式越來越多樣、手段更加隱蔽，導致發現難、界定難、取證難、監管難、查處難。
三、對行賄行為懲處不力帶來的危害
如果行賄行為沒有受到嚴厲制裁，會使行受雙方得到的利益大于受到懲治的風險，更加利欲熏心、鋌而走險，肆意妄為、一錯再錯。一方面，會讓受賄者認為紀檢、司法機關對行賄方不會怎么樣，彼此有過多次“禮尚往來”、“默契合作”，對方也得過實惠，不會輕易告發自己，從而將黨紀國法置之腦后而心存僥幸、一意孤行，膽子越來越大，將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牟取私利、權錢交易和撈取好處的籌碼，不惜出賣人格、貪污腐化，走向權力尋租的歧途，陷入“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的畸形怪圈中，強烈的拜金主義、攀比享受的心理和貪婪的欲望使他們欲壑難填、難于自拔，沉淪于“溫水煮蛙”中，一步步滑向貪腐犯罪的深淵。另一方面，會進一步放縱行賄行為。有的行賄者錯誤地認為，對方為自己辦了事，送點、贈點是人之常情、理所當然，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不礙大事；有的利用行賄證據威脅官員，進一步謀取更大的非法利益；一些行賄者認為行賄行為少有追究、不必顧慮，在巨大的利益驅使下，仍執迷不悟、肆無忌憚，膽敢以身試法，釀成更為嚴重的行賄罪。這樣，不僅違背公平、公正原則，破壞制度規定，擾亂正常秩序，惡化社會風氣，加劇不正之風的滋生蔓延，使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大打折扣，而且會在干部群眾中留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放任不管的陰影。一些本來看不慣或者不愿意行賄的，看到那些行賄者達到目的之后，或擔心自己吃虧，或經不住別人的勸說慫恿，也紛紛效仿，從而使行賄者的隊伍不斷擴大，形成惡性循環，一些問題還會激化矛盾，誘發滋生其他腐敗，釀成重大案件和重大責任事故，嚴重敗壞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
四、加大對行賄行為懲處力度的對策和建議
依法加大對行賄行為的懲處力度，是黨紀、法律賦予執紀執法和司法機關的重要職責，也是嚴厲懲治腐敗，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國家機關正常工作和社會政治穩定的需要。因此，必須始終保持查辦案件的強勁勢頭，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下決心嚴懲行賄行為，震懾行賄犯罪分子，有效遏制、逐步鏟除行賄行為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以懲治行賄行為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
（一）加強宣傳教育，轉變懲處理念。要認真組織黨員干部進行法紀教育和反商業賄賂教育，強化警示教育，嚴明紀律要求；對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加強守法誠信教育，增強誠實守信、公平競爭、遵紀守法的意識，使全社會充分認識行賄犯罪是產生受賄犯罪的直接根源，具有極大的腐蝕性和社會危害性，使“不能行賄、不愿行賄、不敢行賄”的觀念深入人心，形成整治行賄行為的良好輿論氛圍；轉變執紀執法和司法機關重打擊受賄輕處理行賄的執紀執法理念，強化執法觀念，將打擊行賄行為、嚴懲行賄違法犯罪擺上重要位置。
（二）完善法規體系，抓好源頭預防。針對我國在對行賄罪懲處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完善的實際，根據新形勢下行賄行為的特點和規律，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建立健全剛性的法規，增強法規制度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實效性。要進一步明確“不正當利益”的內涵和外延，并將謀取到的“不正當利益”作為行賄罪的量刑情節；要將行賄內容擴大到財物以外的范圍，如提供免費旅游或其他財物支出的服務等，不給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機；要統一賄賂犯罪立案標準，降低入罪門檻，使行賄者打消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要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力度，解決公權力對市場干預過大、審批項目過多、項目審批權限高度集中等問題；要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實行項目招投標和公共資源產權交易廉潔準入制度，對市場主體的不廉潔行為，列入“不良行為記錄黑名單”或“行賄黑名單”，對有行賄污點的，取消其投標、競爭、交易資格；要加快推進市場誠信體系建設，逐步實現信用信息跨地區跨行業的交換、互通與共享，借助違法違規失信信息披露制度，嚴懲失信市場主體；紀檢監察、司法、工商、稅務、審計等部門要通過市場巡查、回訪、聯席會議等協作方式，不斷加大對市場主體的日常監管；堅持和完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強組織協調，密切配合協作，形成辦案合力；不斷推進政府的法治化進程，建立誠信廉潔高效的法治政府、“陽光”政府，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堅持用制度管權、管錢、管人，給權力涂上“防腐劑”，戴上“緊箍咒”，有效地堵塞漏洞和缺陷，防止權力的濫用和尋租，真正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三）加強監督制約，促進權力正確行使。權力是把“雙刃劍”，用得好，就能為民服務、造福社會，用不好，就會自毀人生、毀前途、毀家庭。缺乏監督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要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行政權力和從政行為的監督和制約，對權力運作全過程進行多視角、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的嚴密監督；強化對“三重一大”、“廉政準則”、“八項規定”等執行情況的監督，重點放在權力制約、資金監控、行為規范和嚴格管理上，把監督的著力點放在對“權、錢、人”等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重點崗位腐敗問題的預防上，加強預防性的事前監督和事中監督，增強監督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促使領導干部秉公辦事、陽光用權，嚴格自律、廉潔從政，防止以權謀私、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地防范權力失控和行為失范，減少和杜絕行賄行為；健全完善網上舉報、電話舉報、信訪舉報“三位一體”的舉報網絡，凡是涉及行賄問題的群眾舉報，只要線索清晰、內容具體，就必須進行認真核查；在公款送禮或涉嫌變相行賄方面，應加強財政資金管理，堵住財政管理漏洞，切斷公款送禮的資金源頭，加大對預算外和其他體制外資金的治理力度，堅決杜絕“小金庫”，加大對亂收費、亂罰款等行為的防范和查處力度。
（四）加大懲處力度，堅決維護黨紀國法嚴肅性。行賄與受賄是相伴而生的一對毒瘤，他們難以割舍并相互利用和依賴的利益交換關系。我們要樹立行賄罪與受賄罪同罪的理念，雙管齊下、嚴懲不貸，在嚴懲受賄行為的同時，依紀依法加大對行賄行為的懲處力度，對行賄案件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堅持從快、從重、從嚴處理到位，決不手軟、絕不姑息，使之無所遁形。要針對行賄犯罪范圍廣、向社會多領域滲透的特點，適時調整打擊重點，擴大辦案效果，遏制行賄犯罪的高發勢頭。一是要嚴肅查辦發生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的行賄犯罪案件。二是要嚴肅查辦利用審批權、執法權、監管權和司法權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案件。三是嚴肅查辦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行賄犯罪案件。四是嚴肅查辦發生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國有資產管理經營、政府采購、金融、司法等領域的行賄犯罪。五是深入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切實維護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六是對行賄行為的懲處，要區別不同情形和危害程度進行恰當處理。對屬初犯且情節輕微，達不到立案條件的行賄行為，通過行政處罰或者紀律處分的規定予以制裁，督促其引以為戒、下不為例；對多次小額行賄的，按照累計行賄數額超過量刑標準，追究其刑事責任；對嚴重觸犯黨紀國法的行賄者，除給予處罰金刑、增加其犯罪成本外，還要嚴厲追究其刑事責任，讓其付出沉重代價。七是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懲戒和治本功能，加強辦案成果的有效運用和轉化，通過典型案例剖析，公開曝光，舉一反三，以案示警、以案明紀，以案促建、以案促治，將查辦案件與推動廉政教育、堵塞法律和制度上漏洞、完善監督機制等有機結合起來，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完善預防行賄行為的具體措施，努力取得良好的辦案政治、經濟、社會和法紀效果。（張本源）